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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3日星期三

梁京:"天生一个郭文贵,无限风光在险峰"

(原题:中国政治会变好吗? 看郭文贵8.18直播对话有感)
虽然北戴河会议内情仍不清楚,但无人再怀疑,郭文贵的真相革命已经对中共高层政治发生了巨大影响。在8.18的直播中,郭文贵再次申明了自己支持习改革中国政治的立场,并以更清楚的语言,表达了他的"中国梦",那就是通过发展法治和民主,建构一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现代政治文明。
很多人认为,郭的这个中国梦若不是太天真,就是一种"高级黑"。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共的"老领导"和"新领导"们虽然"不共戴天",却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共识,那就是,中国不可能,也搞不成"西方那一套"。因此,中共当权者坚信,在中国鼓吹宪政、法治和民主,就是鼓吹中共下台,煽动天下大乱。
郭文贵的个人经验令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腐败,看到了中共当权者们内心和精神世界之沉沦。更何况郭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极其肮脏的权钱交易中,从中获益巨大。人们很自然会想,这样一个人,怎可能真心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步?我的看法是,质疑郭文贵的逻辑适用于常人,却不适用于郭文贵,因为郭不是一个常人,而是具有超乎常人品格、能力和胆识,且有相当资源为后盾的"奇人"。那么"奇人"郭文贵的一人革命,能达到让中国政治变好的目的吗?
通观郭文贵几个月来的表现加上8.18对话,我的结论是,郭文贵的真相革命增加了中国政治变好的机会,却未能减少中国政治变好的风险。
这个结论的理由如下:
郭文贵政治策略的第一个目的,是瓦解习王联盟。有人说习王联盟从未存在,这个判断有违事实。所有政治联盟都不是基于共同理念,而是基于暂时的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习王联盟是存在的,或是存在过的。有迹像表明,郭离间习王的策略可能奏效,从而为郭的第二个策略创造条件,这个策略就是"逼习改革"。这个策略成功的可能远比第一个要小,且风险巨大。王歧山对习近平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习更加确信,真改革将加速中共和习的灭亡。
那为什么郭依然坚持"逼习改革"的策略?这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认为郭的理由是:逼习改革符合习的个人利益,也符合天下苍生的最大利益。因为中国皇权传统依然强大,不借助这个传统,改革不仅风险巨大,且代价巨大。
郭文贵最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第三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逼美深度介入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这个策略在8.18直播中显露无遗。郭以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美国受到中共国家力量直接威胁的事实告诫美国精英,如果姑息中共,将不仅威胁到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威胁到美国本土的自由秩序。这个判断是有说服力的,问题是,美国有决心、有能力帮助中国实现郭所希望的政治变革吗?这是一个谁也无法事前判断的问题。
我支持郭文贵的这个判断,那就是没有美国深度介入,"逼习改革"的策略难以成功,尽管美国介入也有巨大风险,但这是一个没有替代的选择,基本原因就是,中国不可能仅凭内生力量,超越政治文化的困境。
总之,"天生一个郭文贵,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国政治变好因郭文贵而增加了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变革失败或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
——RFA

2017年8月22日星期二

魏京生:中国的战争危机

现在中国的军迷和愤青们,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中印边界争端上。和往常一样,他们哭着喊着要几个星期就灭了它,如何如何。却忘了还有另一边的更大的威胁,朝鲜核武器和美国越来越接近下决心要灭了它。

之所以都把朝鲜给忘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敢得罪君子不敢得罪小人。这证明了反正说话不用负责任的愤青们内心的怯懦,软骨头性格。你讲理他就给你愤得不行,面对真正的流氓,有些笑脸相迎;有些干脆就谄媚,说什么兄弟一家亲。

当然了,还有一些干脆就是拿了人家的好处,吃人家嘴短了。印度虽然也挺腐败,但终究离得远,差别大,没能进入到中国官场的腐败圈子。所以愤青们自然就不怕得罪谁了,甩开腮帮子可劲儿的喷吧。爽了一把是一把,不爽白不爽。

可是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党国大员们,就有点儿晕头转向了。两面都有危机,但两面作战是不可能的。金家多年来使了那么多银子不是白给的,现在是关键时刻了,一定要说服糊里糊涂的小习,挺住美国的压力死保金三胖。从那个呆头呆脑的外长的言谈里,可以看出些端倪。

估计他们说服小习的理由是:不能把金三逼得太狠,否则核武器打不到美国可是能打到中国。美国要打北朝鲜,我们正好坐山观虎斗,不排除事后摘桃子检点便宜。这从小习对自己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决议阳奉阴违,可以看得很清楚。

帮助金三胖是不可能的,这个中共的喉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自知虚弱的中共领袖们都明白,没有能力和美国再打一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清醒,不会被愤青们所忽悠。和美国开战不但肯定战败,而且经济会垮,中共也就寿终正寝了。这点聪明他们还有。

可惜他们这帮智囊的水平,也就到网络愤青的水平为止了。不知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知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真是对两千多年中华智慧的羞辱。金一金二时代甘愿充当中共小兄弟,在东亚地区扮演小混蛋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被保护得太好不知凶险,却手握核武器的疯孩子,首先仇恨的就是管教他的长辈。

韩国几十年来的几任政府,为什么宁愿用阳光政策花钱养着这个流氓政权呢?口头上说的是同一个民族不要互相残杀,除了炕头上喜欢爱情剧的大妈之外,有谁真的相信呢?看看香港黑帮剧就知道:小弟强大了第一个威胁的就是他的老大。具体说,花钱养肥了北朝鲜;特别是一旦他有了核武器,最先威胁的就是中国。

在金三胖对北边的愤怒已经不可掩饰的情况下,小习周围的太监们还在忽悠他企图限制金三的行为,自以为还有当主子的资格。这种故事在历史上演出过很多次了,每一次的后果都是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现在还要加上核武器,后果不堪想象。

咱们不指望小习和他的太监们有多高的智商,只要学学香港黑社会成功的老大们,就知道该如何处理已经坐大的小弟了;不惜联合过去的对手,以分赃为前提搞掉野心爆棚的小弟。还大家一个太平天下。否则等美国单独下手,南北合并后的小弟,将会是另一个难缠的,更加强大的对手。

美国会同意吗?这要看你给什么条件了。韩国会同意吗?当然会。这么多年还看不出来吗,韩国人最担心的是那几千万被洗过脑的穷人。巴不得有人会接受他们,不要成为韩国人的灾难。这正是美国犹豫再三不敢动手的原因,韩国人一再阻挠打击金三的核武器,就因为没给那几千万被洗过脑的穷人找到收容所。这不就是中国的机会吗。

当然。对中国来说,这几千万穷凶极恶的难民确实也是个头疼的事儿。但是让他们逃到中国来,还是留在当地接受救济好呢?这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是消灭一个疯子容易呢?还是等到他把几十颗核弹头扔到中国更好呢?这又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如果真的耗到那个时候,美韩两国肯定也会坐山观虎斗。因为结果肯定是中共和金三胖同归于尽,但是中朝两国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美两国联合消灭北朝鲜的疯子政权,是帮助美韩两国减轻了负担,美国肯定愿意,但韩国就不一定了。他们一定会假装儒家道德,朝鲜人不打朝鲜人等等,然后和美中两国谈条件。因为韩国人肯定是既想吃鱼,又不想沾腥;即想占便宜,又不想付代价。这是这个民族不成熟的心态。

那就干脆把北朝鲜让给它自己管理,前提是彻底消除它研制核武器的所有可能,包括核材料、设备和人员。而且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成,然后中国撤军。并且要他们负责救济难民的财政支出,和中国消耗的军费。这样解决也是美国肯定愿意接受的,美国并不在乎韩国人那点小私心。

至于印度。那里本无事,小习自扰之,无事生非而已。而且真的动手,那可是个难啃的骨头,其军力是朝鲜的好几倍,而且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绝对是个鸡肋形势。不如给美国一个面子,请它来调解中印的争端,然后集中精力解决好心腹之患。


——RFA

严家祺:为“占中三子”事先辩护(附:2017年『提名委員』選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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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香港当局对"双学三子"判刑,是违反《基本法》、破坏香港法治的行为。我虽然不赞同香港"街頭政治"的几个"英雄"的行为,但他们行使的是《基本法》规定的权利,他们并没有罪。我担心的是,香港郑林月娥政府会得寸进尺,在不久後会对"占中三子"审判和判刑。
            我在2015623日纽约《世界日报》上撰文说说:"占中运动是香港歷史上,規模巨大的民主運動。"这次民主运动能够和平落幕,没有发生"六四"那样的大屠杀,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事隔三年,香港当局竟然对占中运动中无罪的"双学三子"判刑,已经引起数万人的强烈抗议。如果未来再对无罪的"占中三子"审判和判刑,香港新的、更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一定会发生,一个愈来愈违反《基本法》践踏香港法治的政府,必将一步步演变成为像1989年那样听命与独裁者的李鹏政府,这个香港政府,看来企图用审判"双学三子" 、"占中三子"挑起事端,把23条强加到香港人民头上。
              我从来认为,"政治讲妥协,法律讲是非"。对数以万计、百万计的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一个坚守法治的政府,是不能施用暴力镇压的。政治解决,不是战争解决、不是司法解决,而是妥协解决。司法审判只能针对个人,而不能针对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如果一个人在大规模和平抗议运动中,只是行使言论自由、游行示威等权利,这个人就是无罪的。香港人民知道,"双学三子" 、"占中三子"中的每一个个人,在三年前香港大规模和平抗议中的行为,他们是无罪的。2015618日香港如果通过了"全民直选特首方案",现在的特首应是曾俊华。郑林月娥当选有"占中三子"一份"功劳"
              事隔三年,愚蠢的郑林月娥,如果忘记了自己是正是因为"占中运动"在"6·18"投票後,废除了"香港特首全民投票"方案成为香港特首的,现在又想审判"占中三子",有意挑起香港事端,那么可以预言,郑林月娥不会有好下场,香港将卷入不停息的政治旋涡中。【附文:2017年『提名委員』選舉辦法
                                               2017-8-21,写于华盛顿DC郊区)

                                                         


 
  【按】这篇文章在201411月曾送居住在华盛顿DC郊区的两位香港人,当时未发表。2015618日香港如果通过了"全民直选特首方案",现在的特首应是曾俊华,而不是郑林月娥。

                                              嚴家祺  寫於2014-11-3
          
今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在紐約《世界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談二0一七年香港『普選』的文章,題目是《香港『提委』選舉需體現『普選』精神》。這篇文章說,『佔中運動』是香港迄今歷史上最理性、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它充分表達了香港民眾捍衛《基本法》關於香港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心。現在,從街頭回到家中的『佔中運動』的參與者,已經有時間來思考一下,二0一七年香港的『普選』如何進行,香港立法會應當通過怎樣的、新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現在,我提出一個不成熟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個別條文,主要是『提名委員』選舉辦法的方案,供香港民眾,特別是香港二0一四『佔中運動』參與者、二0一七年香港立法會議員參考。
         在說明我的方案前,我簡單介紹一下美國的『選舉人制度』,這對二0一七年香港一千二百名『提名委員』如何產生,是有參考價值的。
       美國『普選』和『選舉人團』
          美國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最高行政長官』。當然,香港只是一個城市,香港『行政長官』不能同美國『最高行政長官』相比。但在『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上,仍有可以比較的地方。
          在美國,總統名義上是由『普選』產生,實際上,是由五百三十八位『選舉人』選舉產生的。按規定,美國一州为一个『选举人团』单位。對大多數州來說,『选举人團』人数同该州在国会的参众议员总人数相等,但對個別小州,規定『选举人團』人数不能少於三人。憲法修正案還規定,增加美國首都華盛頓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選舉人團人數。現在,加利福尼亚州选举人票最多,达五十五张,德克薩斯州三十八張,纽约州二十九张,而阿拉斯加、特拉华和怀俄明等每州只有三张。樣,全美國『選舉人』總數為五百三十八人。
          美國如何產生這五百三十八位『選舉人』呢?除了两个州外,美國其余四十八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实行"胜者全得"(Winner-take-all)制度,如果一州『普選』票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獲得多數,那麼,這個州的『選舉人』全部歸共和黨。
        美國在選舉總統的一天,要同時選出五十個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選舉人』。當選總統不是要取得全部投票人『普選』的半數以上票,而是要取得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團』五百三十八張票的半數以上。 美國一方面實行普選,另一方面用『選舉人團制』記票。一八二四年的亞當斯、一八七六年的提爾登、一八八八年的克里夫蘭和二000年的高爾,都贏得了『普選』的多數而輸掉了『選舉人團』票。二000年,高爾普選得票比布殊多五十四萬張票,也沒有當上總統。
         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则由国会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前三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          
    政黨作用是『篩選』『候選人』
             美國每個公民都有總統候選人提名權。這一權利,在『黨內初選』時可以行使,在提出兩黨以外的『獨立候選人』時可以行使,在正式選舉投票時也可以行使,每個公民都可以隨意提出一個不為許多人了解的人,作為自己心目中的總統人選,計入自己的『選票』中。在大多數民主國家,替選民『篩選』候選人是政黨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不是政黨提名的『獨立候選人』當選比例普遍不高。在美國,這種機制由兩黨的黨代表大會來進行。由於香港沒有美國式的政黨制度,《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才規定設立『提名委員會』。
           美國『選舉人團』制度,是一種『計票制度』,但與『提名』密切相關。各党派在各州推出自己的选举人,美國各州通常都会要求选举人宣誓保证将票投给他所在党派提名的『總統候选人』(也就是在本州普选中获胜的『總統候选人』),绝大多数选举人也会这样做。在少数情况下,选举人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粗心等原因没有这样做,就成为失信选举人。
        因為美國不同州選民數量相差很大,『選舉人團』制度是為了照顧小州利益而設計的。小州懷俄明州選民投出的每一張選票,其分量比加州選民重四倍。應當說,這違反『同票同值』原則,但美國認為是可行的,至今沒有改變這種制度。
         在最後一人一票投票時,美國總統候選人,總是二至三人。出現三位候選人的情況,往往是民主黨、共和黨候選人加一位『獨立候選人』。
    『提名委員』對選民要有『承諾』
           美國『普選』中五百三十八位『選舉人』起着關鍵作用,未來香港『普選』,一千二百位『提名委員』也將起關鍵作用。
           在二0一七年香港普選前幾個月中,香港的報刊和其他媒體將會對『行政長官』候選人作出各種預測。有人會自告奮勇地在媒體上說自己要競選『行政長官』,也會有人在媒體上非正式地聯名提出『行政長官』候選人。更會有許多『評論家』對誰當選『行政長官』作出分析。那些在媒體上被數百次、數千次被重覆的候選人,最後會集中到二至七人,或者稍多些,這些人,可以稱為『初級候選人』。
         我覺得,香港可以安排這二至七位『初級候選人』,進行幾次『電視演說』、『電視辯論』,讓香港選民充分了解他們的政策主張、辦事能力、家庭狀況和性格特徵。這種做法,需要提倡,也需要全香港媒體的配合。如果寫進未來立法會通過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也未嘗不可。如果形成『慣例』,當然就無需由立法會通過。
          由香港立法會通過的《二0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將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普選』的決定。在這一前提下,一千二百位『提名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辦法,可以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行政長官人選 在媒體上,以民意產生二至七位『初級候選人』;
第二,在按『界別功能選舉』產生『提名委員』時,要求『提名委員候選人』在選舉他們前,向選民承諾,正式選哪一個『行政長官初級候選人』作出承諾,選民按此『承諾』決定自己投哪一位『提名委員候選人』的票。
第三,一千二百位『提名委員』產生後,『提名委員』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要遵守自己向選民作出的承諾。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正式候選人』。
第四,『正式選舉行政長官』時,如果二至三名候選人中有一人,是承諾的候選人,『提名委員』要遵守自己向選民的『承諾』,投票給這一個人。如果二至三名候選人,完全不是承諾的候選人,『提名委員』就沒有遵守『承諾』問題,可以按自己當時想法投票。
          這一方案,僅僅是『初級方案』,會有考慮不周之處,現在提出來,不過是為了引起更多人思考、研究、批評。這一方案的中心涵義是,一千二百位『提名委員』需要按『普選』精神選舉產生,就像美國五百三十八位『選舉人』是按普選精神產生一樣。當然,香港只是特區,香港不是美國,香港的『提名委員』產生辦法要有香港特點、要適合香港情況。
   今年『佔中』將影響未來『普選』
        今年的『佔中運動』,顯示了香港民眾對香港前途的極大關心,它充分表達了香港民眾捍衛《基本法》關於香港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心。如果『行政長官』二至三位候選人中的一位,不被大多數選民所認同,在二0一七年『普選』投票前夕,肯定有數十萬選民會通過媒體、通過『面對面』談話,主要通過互聯網、發動一次『不同意某一位候選人當選』的運動。這將是一次完完全全合法的『互聯網運動』。
        我相信,經過今年『佔中運動』的香港,由於立法會看到了香港民眾的力量,為了二0一七年香港『普選』的順利進行,在起草和通過新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時,會吸收香港民眾中種種合理、可行的方案。在二0一五年新年來臨之際,就可以預見,二0一七年首次行政長官普選前後舉港歡騰的場面

                                     (寫於2014-11-3 華盛頓DC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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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北戴河会议开过了吗?

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观察中共高层动态的最大看点莫过于北戴河会议。眼下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习近平霸王硬上弓,反习势力节节败退。如果反习势力不甘失败,那么,这次北戴河会议就是他们互通声气、联手反击的最后机会。

然而从近来官媒的报道来看,中共若干高官都在外地活动。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赴内蒙古参加庆典和调研,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级别的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以及人大副委员长张平、政协副主席王正伟、解放军总政部主任张阳等中共高层。两位封疆大吏、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和韩正,前段日子各自在本地忙于各种活动,分身无术,不可能出现在北戴河。另据官媒报导,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于8月13日至17日出访中印共同的邻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假如今年北戴河果真举行重要会议,各派势力必定全力以赴,倾巢而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缺席呢?反过来,有这么多要角缺席,北戴河就算开了会,也不会有什么戏。

被马云买下的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今日发文称,今年北戴河根本就没开会。我觉得这则消息比较可靠,因为它一来和上述官媒对若干高官人在外地的报道相吻合,二来它符合习近平一派的利益。如此说来,反习势力连最后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了。

8月8日、9日,中科院院士柯俊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先后去世。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 山、张高丽分别发电哀悼,七常委中唯独王岐山缺席。这自然引发外界揣测,怀疑王岐山是否遇到大麻烦。不过有网友提醒,中科院院士陈士橹、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志涛、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分别在2016年4月、今年1月、今年7月举行告别式,也只有习近平、李克强等6个常委发电哀悼,也是独缺王岐山。相关信息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此说来,在这种场合下,身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缺席是常态,不足为奇。

郭文贵海外爆料,拥习反王。这种策略叫"清君侧"。历史上不乏成功先例。只是这一次"清君侧"搞得太晚了。如果两年前、三年前就发动"清君侧",那时,习近平的权力还没这么大,习王结盟也还没这么深,应该是有胜算的。

2014 年2月,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短评"习近平的反腐败遇到了大麻烦"。当时,习王反腐遭遇来自党内高层的阻力,双方僵持不下,形成暂时的妥协。这种暂时的妥协对习王更有利,因为如我在文章里所说,习王拥有"年龄的优势和在位的优势",可以"从长计议"。按说对方一定会不放心,"对方可能会提出'清君侧 ',削弱中纪委的权力。
这样,被官场视为公敌的王岐山很可能首当其冲"。因此我预测,中共上层将爆发一场以"清君侧"为名义的恶斗。

可是,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清君侧"并没有发生。直到今年4月,郭文贵海外爆料,矛头直指王岐山,总算是"清君侧"了。考虑到现在才搞"清君侧"已经错失良机,反习王派已经相当被动,我当时就指出,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

从现在情况来看,
反习王派是输了。因为在目前形势下,"清君侧"的策略无法成功。习王的结盟--哪怕只是权宜性的结盟--已经走得太远。习近平应该很清楚,如果他今天抛弃王,明天垮台的就是他自 己。所以他势必会全力保王。另外,就在这两三年间,习近平极大地强化了其个人权力,与此同时,元老们的影响力日渐衰微。再加上反习王派从来就锣齐鼓不齐, 很多人满足于利益勾兑,没什么人敢正面挑战。是故,北戴河波澜不惊。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当今中国的困境是,"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两者都不是好东西。到目前为止,中共高层这场内斗依然只是黑帮内斗。
它的积极意义仅在于,由于双方的彼此攻击乃至自相残杀,进一步暴露出中共统治集团的丑恶。至于其内斗结果,无论是极权获胜还是权贵复辟,都是很坏的。相比之下,极权获胜更坏。只有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好的,那就是两派恶斗激化导致破局,斗出了两个司令部两个党中央公开分庭抗礼,这就会释放出真正的健康力量,为历史转折提供机遇。

遗憾的是,在眼下,最好的可能性最不可能出现,最可能出现的倒是最坏的可能性。


——《纵览中国》首发

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

王军涛:习近平遭遇政变与中国新变局路径图

图:孙政才、习近平

 

年初以来,中国海外流亡商人以现代信息技术在美国揭露中共腐败,掀起舆论关注狂潮。这股狂潮为党内其他力量活跃提供机遇。笔者以为,开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中国政治博弈的空间已经是整个世界。那些中共无力剿伐的西方就是古代的水泊山林。

 

 

 

20177月中旬以来,习近平异动频频引起中国观察家高度关注。人们纷纷揣测这些事件背后的事实和意义。笔者认为,中国政局诡异微妙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大的想象力,才能合理推测和揭示真相。为此,笔者冒昧估测:习近平正在全力粉碎十九大前反对者的政变;目前中国政治博弈表现出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格局;中国即将发生的变局也会循新的图式演进。

 

7月中国政坛异动

 

2017715日,中共中央专人赴重庆宣布,陈敏儿接任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各地洗刷原书记孙正才的印记。这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接着,坊间传言,孙政才是713日在北京开会时被约谈,但迟迟官方正式没有解释;只有海外媒体传播各种流言。除说孙有违背政治纪律、贪腐、男女关系问题之外,还传言他的秘书、妻子和司机一同被扣押审查。2017724日,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才发布一条简短消息。显然,这与过去现抓周围人再充分造舆论最后水到渠成抓人立即宣布理由不同。笔者综合上述反常迹象认为,孙政才是在京开会时与习近平发生冲突而临时被抓,因此举措仓促,且至今善后措施也没完全到位。

 

孙政才被抓后,习近平立即召集一次高层会议。据报道,726,中央为各省市领导举办一次规模少见的集体学习。与以往学习不同,学习地点没有选择党校,而是军队绝对控制的京西宾馆。与会者也不是什么轮训学习班,而是几乎所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和各地重要官员。会上禁止参加者做任何记录。会后,北京高层又故意通过各种渠道透这次会议的一些信息,会议传达孙政才的问题,重申严明政治纪律,十九大前最大政治就是警惕和防止野心家挑战习核心。这不仅佐证孙政才的问题是一次挑战习核心的突发事件;而且是习近平严厉宣布政治禁令。

 

这个诡异的高层会议刚完,730日,习近平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一次阅兵。这次阅兵的总指挥不是朱日和训练基地所在的北部战区军事长官,而是拱卫京都的中部战区军事首长。阅兵消息是阅兵前十几个小时才发布。据直播阅兵的中央电视台报道,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是刚结束实战演习的部队;演习是各战区的红军轮流对抗蓝军。从画面看,参加阅兵的一万两千人的个头和身段显然不是一个建制中参差不齐的兵员。如果比较参加阅兵的将军职位和口头报告,并以将军身高为参考,这次阅兵显然是集中挑选的全军精锐,很可能是全军精锐全部集中于此。这次阅兵的唯一阅兵者是习近平,没有其他常委,受阅官兵不再喊传统称呼首长,而是问候习近平"主席好"。还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阅兵前,中央规格文艺团体到基地慰问参阅官兵。显然,这支军队在解散前直接效命习近平。

 

习近平正在弹压政变

 

综合三个异动,笔者认为,习近平刚刚粉碎一场未遂政变;或者正在弹压一场预谋中的政变。联想到此前习近平在201773日到8日曾外出俄罗斯和德国,笔者估计,那些想在19大前或19大上挑战习近平的力量开始行动,图谋政变。孙政才在其中是重要角色。后来的高层会议和军队精锐集中,都是为了弹压政变。

 

即使没有这三个异动,中国政局的现实态势也该出现推翻习近平的政变。习近平上台五年,先紧紧控制纪委-政法-军队系统,然后以反腐名义党内三十年形成的各个山头,许多骨干甚至被灭十族,初步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独裁者地位。然而,由于中共人事基本格局仍然是江胡两朝的布局,习近平还无法全面控制党国,既有的权力也可能会得而复失,甚至被推翻。特别是经济、宣传和地方系统,他虽然可以暂时震慑稳住,但远没有纳入自己的系统;一有风浪,他们会颠覆习近平。他需要在中共19大上确立领导核心绝对多数,然后自上而下清洗所有异己。要确认习近平的绝对权威。过去四年多经验使得其他力量也明白,一旦中共19大后习近平成为绝对权威,他们会因贪腐而被灭十族。19大前,他们必须拼死抵抗。这是政变发生的基本动因。

 

还有其他证据表明,习近平正在与政变苦斗。目前,中国铺天盖地地造神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急速改写人事提拔成规和其他中共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反腐进入金融领域。这些都是本该在19大之后做的事情,习近平不顾19大前忙碌的时间表提前到19大前做。这表明这些领域出现足以威胁他统治的政变。即使这个政变还没发生,也是蓄势待机而发。

 

政局变迁路径图

 

笔者曾长期参与中体察中国政局变迁的动力机制。到哥伦比亚大学后,笔者主要研究各国政治转型,以此分析中国政治转型的演进格局。现代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大规模政治风潮破局结束旧政体圆桌会议制宪建立新政体大选行宪巩固新政体。中国目前阶段是如何破局。在哥大,笔者就知道,西方政治转型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治转型。迄今为止,西方的政治转型都是探讨非极权社会的政体民主化。在这些政体中,多元利益和多样意见存在。转型前,这些政体中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派系,社会有独立的力量掌控者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军事资源和制度化活动方式。这些国家有体制内促成转型的势力和方式。西方政体转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体变化。中国与西方理论研究过的政体不同。在数千年大一统集权政治中,中国体制内没有促成体制转型的大规模组织化力量。在中共建政后,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都市化。古代集权政治体制加国家掌控经济资源、组织空间和信息渠道的极权体制,产生共产党专制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你看不到任何体制内变革力量可以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此,西方观察家普遍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民主化没有信心,因为统治集团和党国机器中没有变革的力量的规模存在和活动迹象。

 

近年来,笔者从中国两千年古代中国改朝换代和现代革命的政治史中,找到理解中国政体变革的机制的线索,并以此探讨未来变革的路径。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机制是:当朝廷堵死言路和灭绝异己后,体制内不再有启动变革的组织化力量的空间;此时,江胡盗匪成了启动变革的力量。中国两千年变局,如果不是外部入侵,都是从盗匪造反起义打破专制统治的紧密控制。然后,有抱负的封疆大吏、地主豪强、朝官士子见机跟进,结束一个强大的暴政。中国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也是与江胡会党结合,才制造了一些震动朝野的事件。

 

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是高度集权、而且将所有资源都国家化,现代国家组织加上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彻底消灭了江胡。这是中共统治比古代王朝统治稳定的主要原因。但改革后,中共严密极权统治出现了缝隙,出现独立的经济组织和资源。笔者近十年一直讨论,民间群体事件风起云涌早晚会酿出大规模政治风潮;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后启动转型。年初以来,中国海外流亡商人以现代信息技术在美国揭露中共腐败,掀起舆论关注狂潮。这股狂潮为党内其他力量活跃提供机遇。笔者以为,开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中国政治博弈的空间已经是整个世界。那些中共无力剿伐的西方就是古代的水泊山林。



——《动向》2017年8月号

管见:时局札记



习近平拿下孙政才,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秘密会议,同时,建军节之际他再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行动则是,他独自一人代表中共,到朱日和基地阅兵。这三个动作,王军涛认为是"习近平刚刚粉碎一场未遂政变,或者正在弹压一场预谋中的政变"。

这个说法大概应该有更多的意思。王军涛先前也曾说,"习近平执政以来,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场政变"。这样说来,反对习近平的"政变"应属于正常现象,如王军涛所说,"中国政局的现实态势也该出现推翻习近平的政变"。

中国政治中的确有反对习近平的力量,其中,中共党内的若干势力,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北戴河会议之际,要有所动作,并不奇怪。不过,这是否真能够算是政变,或者这些势力是否"必须拼死抵抗",尚须仔细观察。

孙政才与胡春华,被广泛视为在中共二十大上接任总理、总书记的人选,体现胡锦涛交班之际中共高层达成的政治交易。胡春华被人称为"小胡",对应"大胡"胡锦涛,无疑是作为"团派"新星,而孙政才的面目就比较模糊。现在来看,以胡锦涛的力量,能安排两个"团派"人物形成未来接班格局,是过高估计他了。孙政才未必是"团派"人物,以其与各派势力保持良好关系来看,似乎与登上大位之前的江泽民类似,是党政官僚之人,只是他们往往会与共青团有某种关系,容易被人视为"团派"。

表面上,孙政才的大罪是所谓"清除'薄、王'遗毒不力",然而,这很蹊跷。薄熙来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试图在党内竞争中脱颖而出,前者正合中共保守派心意,后者却犯了忌讳,于是他被打翻在地。而习近平,他貌似要"清除'薄、王'遗毒",实则更坚定地举起毛泽东的旗帜,与薄熙来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或区别,只是在权力斗争中不免相撞。而孙政才,他到重庆可以感受到薄熙来在当地民众中仍有不小的影响,有所顾忌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孙政才有"储相"身份,在政治上受到严密注视。他或许圆滑,而一旦被察觉其真面目,甚至如王军涛所说在"政变"中成为"重要角色",就不得了。胡锦涛连任十年政治局常委之后,才成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之"韬诲"为期五年,当然也深知其中滋味,那么,他若能抓到孙政才的政治把柄,自然不会放过。

中共历史上,"文革"开始与结束,以及"六四"镇压,都以政变而成事,但"文革"开始时作为借口的所谓"二月政(兵)变",则子虚乌有。后来的所谓"二月逆流",老帅们反对中央文革,特别是反对张春桥,貌似政变,倒是很正常的政治斗争,而林立果等人的确谋划军事政变,但他们的本事或实力实在太差,没有不失败的道理。如今反习近平势力的"政变",恐怕还缺乏昔日老帅们的胆魄,或许只能与林立果们比肩。

若论政变,在中共党内,曾庆红创造过堪称辉煌的战绩。江泽民从上海到中央,担任总书记,他追随保守派,追随李鹏,大反"和平演变","左"到了差点儿被邓小平打倒的地步。幸亏曾庆红施展权谋,利用杨氏兄弟的跋扈而刺激邓小平,兵不血刃,稳住了江泽民的地位。如今,反习近平势力要想政变,或许仍以曾庆红为主谋,孙政才的所谓"重要角色",或许能充任"大将",却未必能作"先锋"。但是,孙政才出师未捷而被拿下,曾庆红看来宝刀已老,今非昔比了。

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正式尊为"核心",这样的态势面前,很难想象中共党内有什么样的势力能"拼死抵抗"、能发动"政变"。但是,有什么风吹草动而被习近平抓住,则他完全可以视其为"政变",对其大动干戈。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别的中共领导人未露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独自一人阅兵。这一出现代"拍案惊奇"大戏,习近平看上去很是享受──看上去是比照他去香港阅兵,却让人不以为然。

于是,人们推测,"主席好"代替"首长好",因为"主席"更合习近平心意。模糊的"首长"可以不止一位,甚至可以说,胡锦涛阅兵时,将士们致敬的"首长"其实另有其人,即掌实权的"军委首长"。而"主席"很明确,就是将士们眼前这位曾经抬左手疑似行军礼致意的习某人。再进一步,则也许意味着,中共将重新设立大权在握的中央主席职务,以免总书记被人误会为秘书长。

看来,"主席梦"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而中共"主席"的来历,的确有强烈的个人意味。

中共建党之初,陈独秀为中央最高领导人,数年之中,从一届到五届,都是他担任中央书记或委员长,或中央总书记。六届中央,向忠发为中央主席,后来仍改为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被害,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博古(秦邦宪)为总书记。遵义会议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当时的中共中央,职务名称的官气还不大。总之,到六届中央,中共最高领导人多为总书记,很少称为主席。

而政府职务则不同。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他不再是"毛委员",从此成为"毛主席"了。

这样的状况,与苏俄有类似之处。列宁是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领导人,取得政权后,他在作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里担任主席,而斯大林担任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当时还主要是党务职务,在斯大林手上逐渐成为大权独揽的位置。毛泽东当时还无法同列宁相比,他当主席时地位还很脆弱,中共中央进入苏区,他更是迅速失势,直到遵义会议才翻过身来。

张闻天不大善于运用或把握权力,更多地是作为"国际派"的理论家。他这样的性情,成全了毛泽东的权力之路。毛泽东在七大上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从"国家主席"成为党主席。他担任主席之职,从七届到十届,一直到他逝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终身主席。

毛泽东将"主席"从党外带到党内,使其从政府职务延伸到党的最高职务,体现着中共的"国家化"倾向,中共治下的国家,则成为党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在毛泽东身后的十二届中央恢复总书记,取代主席,与此同时努力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毕竟有其进步意义。当然,其中显现胡耀邦的心态,也有邓小平的个人算计,

此后,逐渐形成所谓"一人两任十年",而以年龄划线,则是"六四"镇压后这个平庸时代里处置竞争的平庸之举。平庸之举往往不可持续,红二代,特别是"太子党",最有突破这一束缚的冲动。

习近平奋力破除"改革开放"年代形成的政治规矩,设立尊他为"核心"的新规矩,而且还有一大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东西据说已成体系,而"文革"时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已经翻新再现,出了不只一个的新版本。

朝鲜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有巨大的年龄优势,而习近平得到大位时已近花甲之年,不加掩饰的世袭制似乎有其年龄优势。不过,十年对习近平而言似乎还是太短,毕竟延长一任五年或更长一些,从60岁左右干到七老八十,只要最后仍以退休结束,就还不算终身制。

不过,习近平要做的事情,以"推进治理现代化"取代邓小平视为"革命"的"改革开放",在党专政下控制利用市场经济以壮大党国,前方隐约已见瓶颈之端倪,而以"全球治理"谋求区域霸权,进而为问鼎全球霸权开辟道路,也面临重重障碍。要做成斯大林、毛泽东都未能竟其全功的事业,不能靠自封"核心"乃至自封"主席"、"元帅"之类,权谋之外,要有真本事。


从中共喉舌的造势看,"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主义",简直呼之欲出,让人觉得中共如今思想上也"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的思想硕果。

近来的消息,显得有所收敛,据说收获的将是所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这样一来,与江泽民差不多──江某人以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著称,那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而习近平,既然以"推进治理现代化"重新定义了他的"改革",则其建树为所谓"治国理政思想",就算顺理成章。两者又有不同,习近平以其姓名而冠其"思想",比江泽民高出了一些,而未能以"习近平思想"或"习近平主义"与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并肩,还是留下遗憾。

名称之差别,背后是思想及其论述的差别。

习近平效仿毛泽东,但他的思想与论述,无法与毛泽东相比。

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走向共和之际,思想的自由,或者百花齐放,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指点江山,激昂文字",还不算夸张。而毛泽东创建的中共党国则不同,思想与文字都束缚在党国的笼子里,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即使鲁迅尚在,不会有好日子过。习近平作为党国的新一代领导人,继承权力是他的幸运,扩张权力是他从党国学到的本事,而他的思想与论述,当然也带着党国的烙印,体现其僵化及八股特色,在毛泽东面前,就逊色了。

习近平的年纪,与中共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相仿,但他缺少走向共和的自由环境滋养。而受家庭影响在民间历练,只数年就进入中共官僚机器,受其束缚,他的思想难见鲜活并不奇怪,只有力求文字鲜活,以及更多的文字修饰手法,予以弥补。

毛泽东在世时,他的选集出了四卷,他逝世后出了第五卷,同时中共宣布将编辑出版他的全集。然而,毛泽东著作的大问题是,其出版不是注重文字编辑,而是内容修订,尤其要命的是,其内容不是传统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要能够放之各个时期、各种社会环境而皆准。尽管习近平断言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是,其间毕竟天翻地覆。毛泽东时代受到严格限制的市场经济,已被毛泽东视为"与旧社会差不多",而今,中共被迫接受市场经济,而它坚持一党专政,宪政被束之高阁,权贵不受约束,依恃仍居支配地位的国有体制,更借助市场经济发展之力,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相互辉映,盘踞在党国之中。毛泽东的思想与著作,因为他的局限性,已完全过时,他的选集或全集,当然受此连累。

习近平的著作也在结集出版,在市场上到处都是,但乏人问津,因为人们对它们没有真正的兴趣。一度,习近平到处宣扬他的书单,然而,对照他的思想与论述,人们怀疑他是否真的阅读过他列举的许多西方作者的著作。这样的怀疑,对习近平伤害极大,中共喉舌再怎样宣传,也难以抵消。

所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正在隆重出笼。也许,马克思已在叹息,共产党国家里,跳蚤真是多呵。

2017年8月19日星期六

丁学良口述:为邓小平“8·18讲话”写“奉命文章”

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丁学良撰写的阐发邓小平"8·18"讲话要点的文章《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作者:丁学良,香港科大教授,深圳大学CCOI顾问。
我一直保留着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定价一元。在这本文选即将发行时,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三年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极其重视这件事。当时,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泽东选集》5卷里面的一些话做根据。出版《邓小平文选》,是为全党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任务举旗帜、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当时,邓小平的很多言论还来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对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来。其中包括邓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文选出版后,要对其中最重要的议题组织写文章,阐发要点,受命出面组织的是《人民日报》。这份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从1977年起的大转折年代发表了不少鼓舞人心的好文章。邓"8·18讲话"极为重要,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
《邓小平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当时,中央书记处一把手是胡耀邦,二把手是习仲勋。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比如农村改革主题找的是副总理万里,写承包制的来龙去脉,等等。
有两个主题找人很难,一是军队改革。有的人思想开明,但资历不够老,那时部队里很讲论资排辈,别人一问就是:长征时你在哪?另外,找的人也不能极端,部队要讲团结,几方面都能接受为好。最后是李德生写军队改革的文章,他参加过长征,资历不算最老,但毛当年对他印象很好。毛表扬李,说你是个政治将军,懂政治。李德生早年又是刘邓大军的部下(是第17旅旅长),所以李是各方都认可的。
邓"8·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教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把我叫去说这个事,是在于光远的副手苏绍智家里,他邻居是汪道涵。在苏的大客厅里有两部电话,于光远、李慎之、何匡、王若水,几个理论界老前辈一个个跟我在电话里讲怎么写才合适,怎么把好尺度,既能发表出来,又要有新意,为推进政治改革讲清道理。他们教我千万要拿捏好分寸,但没跟我讲写这篇文章后面的那些内幕风险,我后来才知道详情的。
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刊登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条的《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8·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胡耀邦配备了一批强有力的人,包括习仲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
五中全会搭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8·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力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1949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20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1977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温故是为了知新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数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




朱夏莲: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分析人士之一认为,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出6.8万亿美元,并警告称,政府维持稳定的能力使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朱夏莲(Charlene Chu)曾效力于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在那里建立了中国银行业分析师的声誉,她是最早警告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带来风险的人士之一。
如今,她最先提出的很多观点,比如对于中国各银行把高风险信贷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担忧,已成为分析师们的共识。
"大家都知道中国存在一个信贷问题,但我发现人们经常忘记问题有多大。这个问题对全球都很重要,"身在纽约的朱夏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朱夏莲在2014年离开惠誉,协助建立Autonomous Research的亚洲业务,该公司专业分析金融机构。
朱夏莲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是官方界定为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的银行贷款价值的五倍以上。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远高于上述两类贷款在6月底5.3%的官方比例。
中国的借款问题在本周受到关注,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如下问题发出警告:北京不愿意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
IMF把北京方面容忍高债务水平归咎于其在2010年至2020年实现中国经济规模翻番的目标。"中国当局将为实现2020年GDP目标采取一切必要行动,"IMF表示。
朱夏莲从2011年起受到关注,原因是她对中国债务总额作出了自己的估算,在央行数据基础上加上了她自己对官方数据没有捕捉到的隐藏信贷的评估。
朱夏莲是最悲观的中国观察家之一,也有一些分析师质疑她的方法。尤其是,她得出的51万亿元人民币坏账估算结果,是基于11个其他经济体的平均信贷损失,这些经济体以往经历过与中国可比的快速债务增加,包括1985年至1997年的日本,以及2000年至2007年的美国。
但北京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中国经济学家陈龙表示,这种方法隐含地假定中国最终会发生经济崩溃。
陈龙认为,信贷损失与经济表现高度关联:不良贷款在增长放缓时上升。如果中国能够防止一场急剧下滑,信贷损失将会小得多,尽管杠杆出现不寻常的上升。
"如果发生经济崩溃,当然会有大量的信贷损失。没有人不同意那一点。但问题是崩溃会不会真的发生。她认为那是一个免不了的结果,"他说。
他说,朱夏莲未能考虑本世纪头10年的韩国,以及1997年后的日本等案例,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债务迅猛增加,却都没有损害经济增长。
朱夏莲承认,眼下看不出急性危机迫在眉睫的迹象。中国政府对借款人和贷款人双方的影响,使其能够把问题的爆发大大推迟——这是更大程度上由市场驱动的系统所不可能做到的。
北京方面可以下令国有银行继续向亏损的僵尸企业(或者依靠短期银行同业拆借资金的较小银行)放贷。
但朱夏莲表示,相比在经济主体单纯针对市场激励作出回应的经济体中,拥有避免承认损失的能力,会使问题发酵地更久,同时变地更大。
"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当局是如何策划一切的," 她表示,"优点是这样能创造稳定性。缺点在于它可能酿成一个人们本以为绝不可能的大问题。我们正在进入这一境地。"
——FT中文版


2017年8月18日星期五

王丹致黃之鋒的公開信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就像你愛一個人一定會願意為她付出代價一樣——你愛香港,希望香港更好,你就會為了香港而坐牢。這些,我都不擔心。但是,作為你的兄長,作為你的支持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的坐牢經驗的前政治犯,我還是有些話想叮囑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叮囑。

之鋒:



按理說,跟你寫這封信,我應當充滿憤怒,難過和不捨;按理說,我應當讓各種情緒在心中糾結翻滾。但是我沒有。在你走進監獄的此刻,我寫這封信給你,我心理非常平靜。這是因為,我知道,此時此刻的你,內心一定也是非常的平靜。



認識你的時候你才16歲,幾年下來,對你的了解越來越深,所以我才有這個信心:我知道,你內心會非常平靜。對於一個因為政治原因而坐牢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保持內心平靜更重要的了。我也相信你一定已經做好了入獄的思想準備。你也一定知道,政治反抗的道路上,監獄是很難繞過的障礙。就像你愛一個人一定會願意為她付出代價一樣——你愛香港,希望香港更好,你就會為了香港而坐牢。這些,我都不擔心。但是,作為你的兄長,作為你的支持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的坐牢經驗的前政治犯,我還是有些話想叮囑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叮囑。



其實,我的叮囑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既然進去監獄了,就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鐘。





首先是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的讀一些書。天下沒有比監獄更好的讀書環境了,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儘量爭取多看書。對你來說,未來的路還很長,要堅持下去需要內功的修為。而這份內功,主要就是通過閱讀來修煉的。



充分利用每一分鐘去多看書,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提升你的思考能力,它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好處,就是會讓你面對這樣沒有自由的環境,能夠經由閱讀,在自己的內心建設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殿堂。請一定要努力讓自己多沉浸在這個你自己建設的精神世界中,這樣你就可以不用理會太多外在的壓力。而且你知道嗎?這樣,時間也會過得快一些。多讀書吧,讓你的朋友給你送大量的書進來。我也會給你送書的。



其次是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鍛鍊身體。看到這裡你可能會笑起來,你可能會認為你還年輕,身體完全可以支撐監牢生活的煎熬。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錯了。當年我坐牢的時候,也覺得身體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逐漸到了中年,我才慢慢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竟不如很多同齡人,我認為這還是跟我年輕時坐牢有關的。坐牢對人身體健康造成的傷害,往往不會直接體現出來,但它會在你的身體沉澱下來,形成暗藏的傷害。



人在監獄中,難免會有情緒的波動,這些也是對健康的傷害。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多運動,要給自己排一個時間表,養成每天固定運動的習慣。你太瘦弱了,如果能夠用這半年,把監獄當成健身房,出來的時候成為一個更加健壯的青年,我覺得也是對於極權政府的一個小小的報復呢。



最後,希望你利用坐牢的時間,進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香港已經進入黑暗的時代了,你們這些年輕一代身上的擔子會更重,你們面對的黑暗力量更是很難對付。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需要好好想想。在外面的時候,你的思考會受到很多干擾;在監獄中思考,你反倒更可以在安靜的環境中認真對面對自己,給自己的未來制定一些計劃。這畢竟是你自己的一生,還是要你自己決定。趁這個機會,想多一些,想遠一些,未嘗不是好事。



好啦,我要說的,其實也就是這些。雖然我知道就算我不說,你也會做到;但是我不說,我自己會覺得內疚,你就當做是為了我,聽聽我的嘮叨吧。



之鋒你保重。等你歸來!

胡少江:在政治抗争的同时坚守香港法治

图: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左二)罗冠聪(左一)、周永康三人,入狱六到八个月

昨天,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就2014年"冲击公民广场"案进行宣判,判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监禁六个月、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监禁七个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前常委罗冠聪监禁八个月。他们的罪名分别是"参与非法集结"和"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这个案件本来在去年八月已经由地区法院进行判决,当时分别对三人判以社区服务和缓刑。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认为量刑过轻,向高院提出刑期覆核上诉,最终导致高院这次更改量刑。
无疑,这是一个有著浓厚政治色彩的案件。两年前的抗议行动是一个非暴力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在运动中一些学生领袖和抗议者的过激行为的确违反了法律,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法律惩处无可厚非。我从来都认为那场抗议运动是一场香港民众要求民主权利的正义运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激烈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压制民主的顽固立场和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挑衅态度;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事实的另一方面,即一些抗议中的行为违反了香港法律。
正因为如此,我在道义上坚决声援两年前的市民抗议运动;同时我也认可法院对有些抗议者作出的违法认定并且加以适当的处罚。其实,这些学生领袖和其他运动参与者也是知道这个后果的。他们并不主张暴力,而且也做好了牺牲个人自由、承当法律后果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政治抗议者的理性选择,也可谓求仁得仁,对此我给予理解和支持。我敬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勇气,期待他们平静地接受判决,以此向社会昭示他们对道义的追求。
在人类历史上,公民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抗命的行为并不罕见,其中包括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也包括历史上一些受歧视的弱势种族和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兼具政治诉求的正义性和违反当时既有法律的双重性质。他们有意违反法律的行为,或者是为了凸显现有法律的不合理性,从而要求更改一些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或者是为了显示他们在现有政治制度下的绝望,期待以激烈的行动来唤醒和警示当局和民众。
中央和港府在政治立场上的非正义性十分明显。但是我仍然主张在反对政治不公的同时坚守法治,并且坚持认为这是香港人民的利益所在。我这样主张首先是因为香港有一个基本良好的法律体系,而且有一个基本守法的执法系统。前不久法院对非法殴打示威青年的七位警察和对前特首以及其他受贿高官的依法惩处都证明了香港法院执法的公正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在警察殴打示威者一案中无视法律的建制派,如今却齐声要求法院对抗议者进行严厉判决。
我希望在政治抗议的同时坚守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假如香港的法律制度遭到破坏,从中得到最大益处的是大权在握的北京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藐视法律、为所欲为的那一套复制到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正在不断地破坏香港的法治,从派遣特务越境绑架这样的下流伎俩,到公然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无效和违反基本法这样的胆大妄为,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正是破坏香港法治的最大危险。
毫无疑问,港府律政司在这个具体案件中的所作所为有著明显的政治动机,我也十分藐视他们的政治动机。但是他们采取起诉和上诉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而法院对这些年轻人的违法认定也是有著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法律条文的合理性应该是政治层面解决的问题,但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和认定则是执法者的职责。我希望香港未来的政治抗议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且相信这样的政治抗议一定会赢得更多香港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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