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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

中国:打压人权扩及全球——言论、网络、少数民族权利遭更严厉限制


新闻稿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1/18/313834

 

 

中国:打压人权扩及全球

言论、网络、少数民族权利遭更严厉限制

(纽约,2018118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指出,2017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府对人权的持续性打压在境内、境外均进一步扩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在重兵看守下死于医院,凸显当局对人民权利的深切蔑视。中国利用本身日益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在国际层面上对人权保障造成威胁。

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刑11年,服刑近9年后,因癌症病逝于沈阳医院,生前遭国家安全人员严密包围。住院期间,有关当局将刘晓波、刘霞夫妇隔离,不让家属和支持者探视,并拒绝刘晓波出国就医的要求。刘晓波过世后,刘霞遭当局强迫失踪

"中国当局千方百计对和平的人权行动加以残酷打压,"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其第二个五年任期,中国人权短期内前途黯淡。"


这是人权观察第28次发布《世界人权报告》,内容共计643页,检视90馀国人权实践。在导言中,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写道,诸多政治领导人愿意为人权原则挺身而出,可见抵制威权民粹主义政治议程是可能的。靠着动员公众和有力的多边行动者,这些领导人让我们看到反人权政府的崛起绝非不可避免。

北京在2017年将更多人权护卫者──包括外籍人士──送上审判秀舞台。公安机关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剥夺他们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切断对外联络长达数月。律师王全璋和维权人士吴淦在20157月全国性镇压中被捕,今仍被公安羁押。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被判刑五年,律师江天勇获刑两年,两人罪名同为"颠覆国家政权"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也在加强打压言论自由。当局禁止未经许可的翻墙工具,这种工具帮助网络用户避开政府审查。广东一男子因兜售虚拟专用网络(VPN)被判刑9个月。科技大厂苹果电脑证实,为遵守中国政府规定,2017年共有674VPN商品被中国区苹果网络商店下架。有关当局还施压外国学术出版社──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在中国境内屏蔽部分论文。由于国际舆论哗然,剑大出版社已恢复300篇被删除论文。

香港纪念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来自中国中央政府的干预加强导致香港公民自由日益流失。三名学生领袖因在2014"雨伞运"期间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和平抗争,被判入狱六至八个月。

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高压统治加剧。在新疆,政府日益限制、惩罚维吾尔人与外部关系,任意收回护照,强迫海外留学生返乡数千人被任意拘押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心监控措施不断升级。在西藏,部分寺院遭当局规模拆迁男女僧众被迫参加再教育活动。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日益利用本身全球影响力增长,在海外破坏人权保障。在联合国,中国持续努力压抑对其人权纪录的批评,并以行动削弱联合国主要人权机制6月,欧洲联盟首度未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中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言,因为希腊(亦为人权理事会成员)顾及与中国紧密贸易关系而不愿批评中国侵犯人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日益扮演积极角色,各国政府必须力抗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境内外恣意侵权," 理查森说。"保护陷入若战的中国人权护卫者和维权人士,是当务之急。"

查阅人权观察《2018世界人权报告》中国专章,请浏览: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8/country-chapters/china-and-tibet


查阅人权观察有关中国与西藏的其他报导,请浏览:
https://www.hrw.org/zh-hans/ya-zhou/zhong-guo-he-xi-c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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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王松莲 (英语, 华语): +852-8170-1076 (手机); wangm@hrw.org. 推特: @wang_maya
华盛顿特区|索菲理查森 (英语, 华语): +1-202-612-4341; +1-917-721-7473 (手机); richars@hrw.org. 推特: @SophieHRW



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

吴国光:赵紫阳的风格、关怀与胸襟

赵紫阳
那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平房,这间编号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的房间,记忆中,似乎座落在靠南的一端,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于内部的走廊。那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三边落座,留出北边一侧的座位给领导人们。记得那天我和吴伟面西坐在会议桌东端,后来在我们这端落座的领导人是田纪云。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摆弄了一下带来的小录音机,因为我们两个人事先被安排负责整理会议的纪要,想借助录音详尽地记下会议内容。这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年纪和姿态看,应该是便装的军人,制止了我们,说这里开会不能录音。好像是说中办、国办对于这些会议有统一的录音——不过那似乎只是为了存档,并不给我们使用。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笔记。这倒促使我在那些会议上不得不记下详细的笔记,这些笔记已经整理成《阳叔与政治改革》一书,一九九七年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了。-

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

    根据笔记,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个小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阳叔主持,成员包括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波爷爷,和全国人大主持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冲。阳叔在当天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中说: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信中还说,小组下设办公室,"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而研讨小组应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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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几个人,就是所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以彤哥为首。这天的会议,就是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首次向研讨小组汇报讨论内容。这次会议一个上午没有开完,第二天又开了一个下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半年时间里,这样的汇报会举行了七次——实际上不止七次,因为有的会议编号为一次,但就像第一次会议一样,一个上午或下午开不完,过些天还要接着开,讨论同一个主题。在那段时间里,主要就是通过参加这些会议而比较密集地接触阳叔。这些接触,与此前或此后那些对于阳叔的观感和了解不同,都不仅比较直接和深入,而且十分聚焦,那就是集中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这是中国所面对的大题目、大关节,决定着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和未来更长时间的命运。而阳叔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见解和立场,也可以说代表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品格与水准,总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当年阳叔的相关论述,我在《阳叔与政治改革》中已经尽可能地详细记载了,这里不想再去重复。这里只俯拾一些落在记忆深处的琐屑碎片,围绕政治改革的讨论,谈谈对阳叔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个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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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平和,似水包容:阳叔的风格与脾性

那天的会议是上午九点钟开始。阳叔准时进入会场,一身当年常见的灰蓝衣装,普普通通。记得他一边拉开椅子入座,一边就发话说"开始开会吧",声调不高不低,不疾不徐——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官僚气,也不拿"领袖派"。
"官僚气"大家都见过很多,在中国政府的随便一个办事员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典范。"领袖派"呢,有人这样形容:主席和总设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会议的场合,一进场,先停住脚步,徐徐环顾全场,待到全场鸦雀无声,才在所有人的目光关注下从容就位。我没有见到过那种场合,但那个时候已经听说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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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说话还是河南口音,他在这天的会议上首先注意到"办公室年轻人多嘛"。他要彤哥把每个人都介绍一下——我感觉这也有些新鲜:以前参加过一些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经历。领导日理万机,对来开个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是谁并不在意。十几个人,介绍也要费一些时间啊。好在彤哥语言简洁,往往一句到位。介绍到谁,谁就站起来,阳叔对每一个人都投以专注的目光,并且点点头,让人感觉亲切。介绍到陈晓鲁,虽然没有提到家世,但紫阳知道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评论说:"和陈老总长得真像啊。"介绍到我,彤哥夸了一句,紫阳微笑着说:"也不能说什么文章都会写吧?"老鲍还回了紫阳一句:"军事文章不会写。"大家都笑了。这样一轮介绍下来,大家都没有了那种初次和总理这么小范围地一起开会的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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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阳叔这种平和、谦温的态度,有了更多的一手观察和感性了解。政治改革,不仅是一个头绪繁复、涵盖广泛、任务困难的题目,而且更是一个矛盾交汇、利益冲突、乃至剑拔弩张的战场。更有甚者,一九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夏天的这半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局自文革之后、到六四之前的那十几年当中,最为霜雪交加、风高浪恶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讨论政治改革,从来见不到阳叔疾言厉色,甚至也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会提高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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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重点、要害的时候,我感觉,阳叔只是把句子组织得更为精辟,可以说是出口成章。就在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政治改革究竟要集中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阳叔说:"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空谈的所谓理论,更不会躲躲闪闪去绕任何弯子。虽然是极尖锐的观点,但却用最为平和的语气说出,实实在在的语句,对问题给出了准确、精炼的阐述——这就是我所说的"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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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论述问题的时候,阳叔也并不因为自己有了准确的阐述而忽视别人的看法,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的看法。就在他自己这样总结了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之后,阳叔接着就询问大家:"党校有什么提法?"来自中央党校、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一位政改办同事,马上做了简要的回答。对于回答,阳叔总是颔首示意。这样的询问,阳叔经常提出,有的实际上是当场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当彤哥在第一次会议的汇报中建议撤销党组的时候,阳叔不是首先表态,也不是急着发表评论,他首先给在座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贺光辉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党组讨论什么问题?"对于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材料或观点,阳叔的反应,也不是居高临下地赞扬或批评,而是用平等讨论的态度,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记得有一次,讨论机构精简问题的时候,政改办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个数字,强调干部之中处级以上干部所占比例过高。阳叔回应说:"这不能说明问题。总理办公室全是处长以上的干部,但其中也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些办事员,因为资格老,级别也比较高。"这就把相关问题的多种情况估计得更为全面、也更为接近实际了。还有一次,忘了是什么题目了,彤哥对阳叔讲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看法,他大声说:"紫阳同志,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开始解释,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阳叔右手轻轻摆摆,说:"老鲍,坐下慢慢讲嘛。"我看在眼里,心想:这比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更为和蔼、理性、平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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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在编辑《阳叔纪念文集续编》的时候,看到深度参与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政策谘询的周其仁为文集写的回忆文章,说和赵一起开会,感觉就像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上讨论课一样。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当然非常了解紫阳,他也这么说。他们两位都强调了赵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是以设问、追问、驳问的方式把观点一层层地清理出来、展示开来。他们总结得非常好。回忆我所经历的阳叔论述政治改革的那些会议,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参加十次这样的会,那比听下一门课来收获还要大得多。这里讨论的是重大题目,参与者之中就有位高权重的、不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有的人可能很反感我们正在讨论的政治改革,甚至对阳叔本人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是,这在阳叔那里,都不构成讨论问题的障碍。他的平实与温和、包容与理性,作为一种风度,决不因为这些困难因素而有所减色。那并不仅仅是一种风度,如果说风度是某种外在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是他面对问题、征服困难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对待他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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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清澈,似水坚韧:阳叔的观点与立场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有高度争议的话题,既然持有争议的各方都在参与政治改革的讨论,那么,不论主持人阳叔如何平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呈现、乃至在重大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出现,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阳叔的平和,不表示他回避争议,虽然他也不去激化争论。阳叔的包容,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坚持,虽然他不会去强硬、霸道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当年那些会议上,我有机会亲眼见证波爷爷、乔木、邓力群等这些人怎样挑战阳叔,更看见了阳叔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斗争。今天回想起来,阳叔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不仅展现了成熟、深湛的政治智慧,而且表露了令人敬佩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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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这种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就是清澈、透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搞政治的人,特别是中国官场上的人,阴阴阳阳、两面三刀是不稀奇的,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更是极为常见,真真假假、言不由衷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阳叔与这些东西都距离很远很远。我还记得听到他说"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背后计较,中国政治不可测"这句话时给我的震撼:不是震撼于中国政治的这种特点,而是震撼于这个话这样直白地从中共总理的口中说出,而在座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那些与总理少说也是势均力敌的政治老人。一句话,我为阳叔的清醒和坦诚所震撼。有些话,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听了,都心里打鼓说,这会不会引起误解呀,会不会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啊——贵为一国总理,也还面临被人打小报告的问题,真真让人叹息!可是,阳叔襟怀坦荡,丝毫没有这样的顾虑。那一次,是听取当时担任中办主任、担纲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的JB的汇报,大家谈到了基层单位里的黑暗、党委书记作为第一把手的为所欲为等这些现象,阳叔议论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一个单位里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在当时那种权力格局下,总设计垂帘听政,刚刚把总书记邦叔搞下去了,"太上皇"这三个字就是一等一的禁忌,谁敢随便乱讲?阳叔讲的时候,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针对时弊讲的。讲完了,他可能意识到有人会发生误解,于是补充了一句:"这话不要传出去。"如果真是有机心的人,后面这句话,说实话,还不如不补充。我想,阳叔并不是政治上天真,他只是直面现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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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讲这个话的时候,邓力群在座。1987年年初,邦叔被迫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势汹汹,说是"不仅要反说自由化的人,更要反干自由化的人",矛头直指阳叔。谁都知道,乔木、邓力群就是那时反自由化、也就是反改革的军师兼急先锋。这两位都是政治老人包括总设计、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所倚重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甚有口含天宪的权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那个时候比几个月前最初起步的时候更为艰难了,将来把研讨结果提交到政治决策层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命运更不可知。阳叔没有知难而退,他反而把这些反改革的头面人物请到研讨小组的会议上来,请他们参与研讨。从那个时候起,乔木、邓力群,还有当时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高扬,就开始列席研讨小组的会议。这样,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可以当时就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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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乔木、波爷爷的挑战

记得在讨论党内民主的时候,阳叔强调要健全中央政治生活的规则,清楚地划分职责,乔木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阳叔回答说:"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了轨道。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烦,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乔木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说:"规定是没有用的。"面对这种情形,阳叔依然声调平静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得有个规定。"他指着手中的《工作规则》讨论稿说:"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我感觉,在面对这样的争议的时候,阳叔的话讲得直接、明确、到位,但是避免了对立的情绪,也没有争吵的意思。阳叔的看法和相关说理,我认为,比号称理论家的乔木,不仅更为针对现实对症下药,而且也更有理论深度和辩证思维。就在制定规则这个问题上,乔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支撑自己的看法,只是一味武断地说"没用",而阳叔不仅深刻地指出了这关系人治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没有绝对化地认为有了规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乔木再三重复"规则无用"的对立情绪中,阳叔回以柔和之中的坚韧,显示出他在重大问题上的高度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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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阳叔11岁的波爷爷,不仅资历深,而且那个时候正当其晚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倒邦叔的过程中很出风头,于是,在耀邦下台之后、十三大举行之前这不到一年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共政治老人在前台的"监军"(这个角色,十三大之后则由杨尚昆扮演)。这位习称"薄老"的人物,有的时候说话蛮开明,可多数时候不是这样,而且说话常常有刺,那往往是针对阳叔的。阳叔前面综括政治改革,他后面接上一句"不要想一下子搞出来超过马、恩、毛主席的东西"、"不要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阳叔强调了选举制度要改革、选举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他不咸不淡地来上一句:"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乍听还听不出是赞扬还是批评。这种情况下,阳叔总是不接那个茬,继续说正题。包括那一次,就是在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第二天下午的会上,彭冲提到《深圳青年报》登载了要求总设计退休的文章,波爷爷大为光火,在发表了一通严厉的批评言论之后,见阳叔不表态,他就转脸对着紫阳说:"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对这样直接的、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要求,阳叔竟然还是一字不答,这种定力当场就让我十分敬佩。阳叔是这样接话的:"我还在想昨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指的是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的问题。后来,这句话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些人可能感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有问题,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氛围中,能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民主政治",这不仅是根本性的进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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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之流,似水之溉:阳叔的眼光与关怀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改到了勤政殿开——这里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就在主席以前所居住的丰泽园旁边。那个时候,丰泽园是开放给游人观览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哨兵和游人,还有哨兵背后扯的一道绳把办公区和游览区象征性地隔开。到散会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到游人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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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一得知会议地点,我们就议论,看来紫阳不得不接任总书记了。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底。一月中旬,邦叔被迫辞职,中国处于文革结束之后少见的政治低气压下,研究政治改革的这些人愈发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完新闻联播,有两位同事(我仍然记得是谁,不过这里不方便写出他们的名字)约上我,一言不发,走出当时我们办公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的楼房、院子及大门,直到上了地安门西大街,我们才开口,一腔悲愤冲荡而出。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这栋楼房乃至这个院子里有监听设施,所以要避开——1989年天安门那啥之后,有人用在院子里的监控装置所拍下的彤哥与同事谈话的镜头,指控彤哥泄露机密,这就证实了那种怀疑是对的。早就听说,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电话,是全部被监听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南海的电话局,也就是三十九局,可以帮助找人——一个秘书到别的办公室聊天去了,三十九局就能把这个串门的秘书给找到。我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南海当过半年秘书,了解这个情况,虽然不明白其运作原理是什么。中共高官的不自由,不知社会上一般能否想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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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没有参与政治改革研讨、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彤哥之前,特别是在没有这样接近地聆听阳叔谈论中国政治改革之前,我想象不出中国有这样的深知自己政治制度弊端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高级官员,比如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但我总觉得他们更多地是新闻人、知识分子,而不是党政官员。作为一个平民子弟,我从小生长在贫困地区的社会底层,见到和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和政治黑暗。我那时想,这些东西的存在和猖獗,主要是因为中共高官不仅不关心民众死活,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然而,我的这种成见,在阳叔那里,是被彻底颠覆了。现在,我会说,阳叔对于中国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在我从沂蒙山到中南海、从中国到国外的个人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之中,稳固地占据第一位。就像水流低处一样,阳叔的眼光总是能够看到中国的基层,也像水能灌溉一样,阳叔的关怀总是给予了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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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第七次会议上,我记得,阳叔集中论述了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肯定方励之所说的合肥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中国的选举制度有问题,而那个时候方励之刚刚被开除中共党籍,针对这次学生运动而在全社会展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尚未结束。波爷爷在那里强调要讲无产阶级专政,而阳叔却在展望如何在不远的将来过渡到县长的直接选举。事实上,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阳叔已经多次讲了,而且已经立竿见影地把相应的改革措施贯彻到了当年中共十三大代表的选举之中。对于原有选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阳叔了如指掌。有一次,他说到那种所谓戴帽选举,非常不以为然:"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那种做法"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也已经不止一次援引了一九八六年冬天学生抗议的例子,来强调现行选举制度的荒谬:"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还有一次,阳叔以福建龙岩地区当时发生的事情为例,着重批评了不尊重选举人意愿、把群众提名当选的市长在选举之后马上调走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允许强奸选举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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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批评基层黑暗

在关于政治改革的总体部署上,阳叔在注重中央层次的民主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发展基层民主。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许多事不公,人民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基层黑暗的事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呢?阳叔认为:"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根本上,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要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十五年之后来看这些观点,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阳叔对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号脉之准:很明显,这些问题,这些年不是发展得更为严重了吗?有些不了解情况而又喜欢下结论的人,曾经指责阳叔是代表资本、市场等等这些所谓右派的东西的,似乎阳叔为了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宁愿牺牲普通大众。他们其实是要阳叔为中共那种权贵化的市场改革的积弊负责。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事实上,就在中共高层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迅速壮大而心惊肉跳的氛围中,阳叔直指要恢复被主席所批判的"工团主义",要通过改革而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讨论基层党政分开的时候,当工作人员建议削弱党委的权力,并同时强化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权力时,阳叔马上敏锐地指出:那样厂长有可能取代党委书记而为所欲为,因此要发展工会而形成对于厂长的制约,要强调"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工人的事情工人去办,为什么一定要厂长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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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类似基层的黑暗这样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阶层,甚至在整个精英阶层,包括很多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可能很少有人认为这属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面所引述的这样的话,在中共领导阶层,也只有邦叔、阳叔这样很少几个人能讲得出。如果你不是一个在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过中国无处不在的那种暗无天日、无理无法的人,你也许很难想象得出,当这样一个人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听到了中共总理的这些话,他所感到的那种温暖与他所看到的那种光明。那个时候,我常常有些不解:已经至少四十多年,阳叔应该是生活在民众难以一窥的深宅大院,他怎么会这样深知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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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就听说阳叔喜欢调查研究,但是,在那之前多年,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农民,我也早就知道了基层是怎么对付上级领导来考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样的调查研究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这要到最近一两年之前,当我读到同是蔡文彬先生所主编的《阳叔在四川》一书时,看到赵作为省委书记不仅是常年在农村奔波考察,而且他的调查方法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直接走进农民的家里,我才找到了答案解开自己的迷惑。而且,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朋友传来了新华社高级记者石圭平的文章。她在1971年前后曾任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亲身经历了当时担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的阳叔多次下乡调查的实情。总共在内蒙古任职十个月的赵,在履职之后不久的几个月内,就走遍了整个自治区当时全部的四盟二市。按照石女士的说法,"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那篇文章里有好多细节,包括记者巧遇秘书为冬天下乡的阳叔买皮帽子、阳叔到县里考察的时候晚上睡会议室等等,很感人。还有其他人的类似的第一手回忆,都帮助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更生动、真实地显示了阳叔实实在在地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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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之渊,如水之汪:阳叔的学养与胸襟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不解:阳叔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抵抗侵略者的戎马倥偬的生活,后来一直主政一方,直到总理全国国务,应该总是公务繁忙的,他的那些书本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共建国之后,中国基本上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要到1970年代的末期才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对领先世界经济、科学、教育、管理的西方世界开放。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时候,这种开放不过才有六、七年的时间,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等等,当局还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阳叔的世界眼光、国际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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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赵的广博知识让我吃惊。我们都看过《战争风云》这部小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长卷,译成中文我记得是三卷本的篇幅,应该有八、九十万字的样子。有一次,说到西方国家办事有规矩,但是规矩也并不能完全防止出现一些滥权的问题,阳叔就说到这部书,说书中有个女儿也是走了老爸的后门进了电台。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可是阳叔记得,他顺手就引来了。讨论精简机构问题的时候,阳叔用古语"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来概括情况,而且他还对古语作出新的解释,说生产效率提高了之后是可以做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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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光这类书本上的东西是知识。阳叔也善于从经历中学习,更汲汲于向世界学习。前一方面的例子,阳叔谈到选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选举要真正起作用,而不是像中国经常做的那样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比较熟悉,至少要提供机会让选举者多方面了解候选人。他说自己当年调到内蒙工作,"上午下飞机下午当选",人家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个所谓选举可想而知。正巧,也是刚才引过的石圭平的文章,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情况。文章说,阳叔当时正在湖南的工厂里作为走资派劳动改造,突然被叫到北京,周恩来让他第二天赶到内蒙古任职并出席党代会。结果,阳叔连一身换洗衣服都没有,穿着从车间被叫出来时的劳动布工作服,出现在呼和浩特的大会主席台上。就这样,原定上午九时召开的党代会,因阳叔没有及时赶到,还推迟了十多分钟。石文没有说到选举的事情,因为,我想,谁都知道那种选举不认真。可是,显然,阳叔当时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就有了一些思考,感到了这种选举的荒谬。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认识深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在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想过很多的问题,只是过去没有机会去探讨、去变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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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我这样想着,感觉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渊博的知识了:因为他的经历非常广泛,而他在自己的经历中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那些知识和他所思考的问题有吻合,对他有启发,当然就很容易记住了。我还发现,阳叔对中共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一些掌故,也是很熟悉的,而这类情况往往也和他的思考有关联。比如说,前面提到,谈到工会问题,他会提出李立三、赖若愚当年被主席批评的那些所谓"工团主义"的主张,要求工作人员去研究和借鉴这些主张。我当时就想:很可能当年在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赵已经有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事过几十年之后,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这样提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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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向世界学习的例子,那就很多了。初进政改办的时候,听到胡启立和彤哥给大家交代任务,专门提出要系统地了解世界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相关情况,我当时心里就想:好,看来这不是一帮僵化、保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认真的、负责任的、有眼光的。到中央研讨小组开会的时候,更是可以不断听到阳叔引用英、美、日本、香港的相关政治运作经验来讨论改革,比如引用美国国会开会的程序问题来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来探讨如何强化监督并推行廉政建设,等等。1986-1987年间,正是苏联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段,也是东欧国家孕育历史性变革的前夜,阳叔对于那里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八七年过年刚过,阳叔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专题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计划,听取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体改委和政改办等七八个部门的相关汇报。平时,对于匈牙利、捷克、波兰等这些先行一步推进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情况,阳叔也非常重视,经常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到。那些国家的改革,很多是他亲自去考察过的,说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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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会说,阳叔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知识的重视,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和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说,但我们知道,这已经得到了多位世界一流学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的肯定。今年三月,在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在晚宴上见到了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旁边有人提起阳叔,邹教授马上热忱地赞扬赵的不同凡响的经济学造诣,盛称赵的知识、眼光、才智与能力。邹教授1980年代曾经和阳叔有过多次接触,我相信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判断。一个所谓"土包子"的共产党人,他的经济学水准得到来自当代第一经济大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赞赏和钦佩,撇开其中可能会有的政治隔阂不说,单从专业学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来看,阳叔的知识和学养,就不单纯是某种书本上的渊博和书斋里的修为;他那是一种格局,一种胸襟,如古人所言,"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探之内怀民生艰辛人类创造,瞻之但见天高地阔风云际会,学问自在其中而已。

老子曰:上善若水。信然。

吳國光:犧牲成就領袖——祭趙紫陽

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作者注:2002年,《時代》周刊 (The Time magazine) 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我當時為《時代》撰寫了這篇文章。文章是用英文寫作和發表的,一直沒有中文版本,雖然偶有網上中文文章引用此文第一句話或者文中其他個別段落。今天,紫陽走了。謹將這篇舊文譯成中文,加了副題,遙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

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趙紫陽做出了正確的事情。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時近午夜。中國的領導人們正在確定他們的軍事戒嚴計劃,準備鎮壓天安門廣場上有上百萬人參加的民主運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可以是在廣場一側的人民大會堂里,與那些解放軍指揮官一起正在召喚軍隊進城。可是,他卻來到群集的學生面前,疲憊地站在那裏,雙眼含淚,在黑暗中呼籲學生撤離廣場,不要等到一切太晚了。

事實上已經太晚了。無論對抗議者來説,還是對趙紫陽本人來説。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就要來對付民衆,趙紫陽對此完全不能贊同。他發自良知的反對行動,等於擋到了坦克面前。接著,他被剝奪了權力,他在中國的最高權位被來自上海的江澤民取代。自此之後,十三年了,趙紫陽,還有他的妻子梁伯琪,一直生活在軟禁之中。

趙紫陽為什麽要選擇這種政治上的自我毀滅?這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有人說,他來到廣場,希望以這個和解的姿態贏得學生支持,以便對抗包括李鵬在内的強硬力量。但是他失敗了,那是嚴重失算的政治伎倆。另一些人説法相反,認爲趙紫陽過於天真,他以爲自己是安全的,他錯誤地判斷了自己與黨決裂所可能承擔的風險。

可是,那天夜里,我對趙紫陽探視廣場學生的舉動完全不感到驚奇。我知道,他在試圖保護學生,也在捍衛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記得當年我從《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工作崗位上,參加到趙紫陽所組織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班子的時候,我曾經預期將會和一個善變的、沒有原則的、精於自我保護的共產黨官員一起工作。可是,一九八六年九月,當我第一次面對面地和趙紫陽一起開會的時候,我就發現,我在面對這樣一位領導人和這樣一個悖論:他堅定地承諾要改變那個支撐他的權位的政治體系。

隨著對他的了解日益加深,我明白了這是爲什麽。趙紫陽把政治改革看作'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進步與民主變革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早在一九八六年,趙紫陽就首先主張實行差額選舉,讓選民有權利選舉從村民委員會主任到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各級領導人。歷史地看,他的經濟政策也同樣進步。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實際上就是在中國實行從現實社會主義轉型的理論。這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一九八零年代,趙紫陽被許多人認爲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作爲一個人,他給我的印象是:溫和而有魅力。記得在會議上,他常常會舉出一些包括個人經驗在内的事例,不時還會引證古典著作或外國小説,來闡述他的觀點。有時候,鮑彤,他的首席助手,會激昂地與他爭辯。趙總是微笑著全神聆聽。他絕不是那種不容爭論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領導人。他重視對話和溝通,不僅僅是在這樣的高層内部會議上。他建議舉行全國性的對話,提高政府透明度,讓一般老百姓也能了解甚至參與決策過程。

這是因爲他相信人民。他曾經與人民一道經受磨難。在廣東省工作期間,他屬於那種共產黨里少見的具有良好民間聲望的領導人。在四川,趙紫陽早在一九七零年代就著手推行經濟改革。'要吃糧,找紫陽',說的就是這段往事。

據説,今天監管趙紫陽的那些警衛戰士,必須定期輪換。一旦他們在這裡執行任務超過幾個月,他們就變成了這位老人的朋友。在八十多歲的風燭殘年,他不對任何人構成任何政治威脅。可是,他認爲中國要走民主道路的這種歷史遠見,卻被認爲是危險的。十多年了,今天,趙紫陽還會引用他喜歡的——也是馬克思所喜歡的——那句話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正是這樣一位領袖的寫照:他明白,權力需要高昂的代價,而堅持理想,則需要更高的代價。


(2005年1月17日,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未普:习近平革命的逻辑

早就听说习近平有一篇大谈革命的讲话。笔者曾心存狐疑︰这个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党魁,怎么忽然大谈特谈革命?

一月五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对新科常委、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干部有个讲话,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之后,中国政府部门网站和官方媒体一窝蜂似地争先报道。《人民日报》甚至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新华社连发了两篇,以突显这个讲话的极端重要性。而这个讲话的最重要关键词就是"革命"。

读了这些东西后,笔者恍然大悟!习近平革命的的逻辑原来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场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但这个党目前还不够先进、还不够纯洁,因为有各种因素在起很强的破坏作用,因此第一步还是要整党治党,就是搞所谓的党的自我革命;第二步,用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推动社会革命;第三步,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占据世界舞台。这是习近平的雄心壮志和历史使命。

可是这个党能不能承担如此大任呢?习近平讲话其实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焦虑感,虽然用语比较委婉。他说,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尽管有这么多"不容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应当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把"不容易"的革命工作做到底。

习近平试图用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激励这个党,管不管用呢?我看效果有限。这个党最大的问题之一还是那个自上而下的腐败。习近平信誓旦旦地说,老虎苍蝇要一块儿打,实在是因为打老虎不易,打苍蝇更难,没有硬制度管著,苍蝇多的打不过来。中纪委和监察部网站最近披露,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的县处级干部有2.1万人,乡科级干部7.8万人,一般干部9.7万人。基层腐败可见一斑。

除了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习近平还要求主要领导干部要政治挂帅,要绝对忠于党。这些主要领导干部就是他嘴里说的"关键少数"。在党校听他讲话的人无一例外,统统属于"关键少数"。习要求这些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念过硬和政治过硬,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可笑的是,"关键少数"们果然不负习近平之所望,为了显示他们的"政治过硬",立即对习肉麻吹捧。他们说,总书记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崇高理想信念、强烈使命担当、鲜明理论品格、深厚为民情怀;大家深深感受到核心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及其深邃的历史视野,深沉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思想境界,立足于共产党人须臾不忘的初心使命,大国大党领袖的胸襟格局,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勇气与政治自觉;云云。

至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占据世界舞台的政治设想,听来就更是可笑!根据维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上只有四个以共产党为法定执政党并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本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除了中国这个巨无霸,就是老挝、古巴和越南几个小兄弟。朝鲜虽然仍宣称该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已经删除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定义上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日报》说,社会主义"五百年来,从空想走向科学、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刻意不谈社会主义是如何从兴盛走向萧条。而且大言不惭地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还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的现代化强国"。说这话为时太早。一个压抑人性和人权的国家或制度纵然能强大一时,却很难兴盛一世。

总之,在2018年,中共将以霹雳手段整党治党,亦以霹雳手段整治社会。这大概就是习近平革命的应有之义。倘如此,对岸的父老乡亲们可能又要倒霉了。


——RFA

2018年1月16日星期二

张立伟: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

——打贸易战时中国不一定会处于下风,但"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

——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一个障碍性体系与破坏性结构之上,局部优势随时会因为系统堵塞与结构坍塌而被削弱、瓦解。

——与美国竞争的中国,面临基本法治与市场制度的巨大劣势,但价值观的崩坏让中国人失去了方向和进取心。




(上)
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在新闻稿中称之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更像是对中共透露新时代雄心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强烈回应:两国同时进入一个新时代并为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激烈竞争。但这份过度强调竞争而忽略合作的报告显示出美国已经在逐渐失去信心。
"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出现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这种焦虑感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增长而越来越强。奥巴马总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的表态当时引起美国舆论不满,政治精英纷纷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捍卫"美国第一",就像他所说,"之前美国处处为别人着想,但现在美国要为自己而活"。报告认定中俄两个战略竞争者是"修正主义国家",想要摧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不加掩饰的霸道,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采取一切损人利己的办法巩固霸权地位,包括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台湾等战略敏感区域激化矛盾,让中俄陷入地缘政治泥潭,美国则趁机推销军火与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动荡带给美国的"稳定红利"。
经常赞叹中国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学习中国的"聪明做法",韬光养晦,并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认定经济才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复制他想象中的中国发展方式与重商主义,即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可以进行更多的干预,卸掉一些政策约束,比如降低环保标准、放松监管、减税、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保护等等,为此他抛弃了美国长期主导制定并推广的全球游戏规则以及"华盛顿共识"。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转型的指南针,只是两国方向相反,中国向上走,美国向下行。至少在市场建设等方面,中国正在向美国靠近,而美国则学习中国,两个对手相互借鉴对方的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从高到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国则举步维艰。但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拳击赛。中国不应该由此动摇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冲击所干扰。
应当说,特朗普主导的美国转型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驱动,也有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而后者无疑会主动或被动地冲击中国。早在奥巴马时代,"再平衡"就已经启动,即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间的再平衡。2013年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美国风险"》就指出,"正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在短期内将迎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并将长期遭受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
逻辑上而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再平衡,但是,由于中国产业向高端领域升级,再加上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美国担忧中国转型成功后,美国将丧失在高端产业及经济规模方面的优势地位。
不过,奥巴马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导而不是主导,在推动中美之间的再平衡方面,则想通过制定新游戏规则,遏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则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国内及中美之间用"推土机"加速再平衡进程,或许他因深感规则对美国不公而不加掩饰,或者认为中美竞争时间不站在美方一边而着急。
人们评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总是拿他与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比较,尤其是其减税政策。里根时代面对的是滞胀难题,而特朗普需要改变的是经济结构,实现再工业化,收敛收入分配的差距,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并削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主要是硅谷与华尔街,即高科技与金融业,这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从中受益颇丰,但是,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并不会创造多少就业。特朗普想要改变这种结构,实现更多的自给,提高蓝领阶层的收入。
里根为治理滞胀实施了三项政策的组合: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减税。紧缩货币让整个宏观环境趋于稳定,放松管制释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并鼓励了市场竞争;在宏观稳定与市场空间扩大的基础上,减税激励了企业更新设备与投资,让美国进入一个"大稳健"时代。这三项政策是有机的组合,美国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长期滞胀挤压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里根成功地把空间释放出来。
但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已经充分自由,他能放开的管制只有环保、金融等领域,美国也不存在通胀或通缩,也就是说,美国没有什么被扭曲而掩藏的市场增量空间。特朗普减税所激励的投资,不过是他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出一个相对低端的"增量市场",即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以及由基建更新带动的上游产业。由于美国在这些行业并不具有优势,而且这些需求在未来的可持续存疑,那么,其减税政策带来的激励效应可能并不会太大,也不会太持久。
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主要是其贸易保护政策,但两国在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一定会处于下风。"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
首先,美国短暂受到刺激的经济可能会对中国产生虹吸效应,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人民币资产已经高估,收益率也不断下降,宏观环境与经济预期处于比较脆弱的时期。资本外流已经是中国长期挑战,美国因刺激经济而导致的繁荣,可能会加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程,从而对中国资产价格与市场利率产生更大的压力,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防风险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次,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受到贸易战伤害进行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导致制造业不堪重负。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是由贴牌生产(OEM)企业与设计代工企业(ODM)完成,它们掌握着发达国家市场的客户资源,而后者更有技术优势。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伤害,这些企业可能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去制造业"趋势,未来中国想要"再制造业化"将比登天还难。
第三,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这一轮大国经济改革竞争与1980年代极为相似,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美国的滞胀。中国需要通过稳定宏观环境(控制货币),以及打破管制、垄断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释放出被挤压的市场空间与效率,而降成本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美两国市场的各自预期完全不同,美国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型叙事"本身就会让中国处于劣势,如果不能稳定宏观环境,不能尽快制定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不给出一个确定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中美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中)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一些全球竞争优势,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具有全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些优势迫使美国加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
但是,中国也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严重抑制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一个障碍性体系与破坏性结构之上,局部优势随时会因为系统堵塞与结构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这些优势可以为自己打气,但不要过于认真。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现在,中国经济正在从"发展型"向"调整型"转变,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则从"扶持型"向"管理型"转变。"扶持型"注重的是政策效果,比如说达到增速目标;"管理型"关注的是市场效率,政府为市场守夜。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政府扶持的发展型经济体,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是制定经济活动的具体法规和程序,后者只是"改革事业"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异化成让政府可持续操控经济完成政治目标的行为。当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宏观调控。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的增速目标(如8%),低了就刺激总需求,高了就加以抑制,频繁修改政策。
这种过度追求短期目标的做法大大延缓了构建法律和市场监管制度的进程,甚至频繁调控有时对已有制度和法律进行了破坏,市场称之为"开倒车",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被迫跟从"政策调控"而广泛短期化。长期的宏观调控文化导致债务不断积累,抬高经济宏观杠杆率;制造大量低端过剩产能;经济结构日益恶化;经济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越来越低,投资收益率逐渐下行;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财富分配呈现马太效应等等。
这种效果导向且不注重规则的经济运行方式,让经济管理部门天然缺乏应对重大突变的能力,各自为政的文化在面临系统性问题时职责划分不清,需要最高层级的官员发出指令与协调,损失了巨大的应变效率。而市场体制的优势在于处理危机事件的应变效能,因为规则、程序以及行政职责的清晰,有助于促进对非正常事件或者突发事件的处理。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处理股市波动与抑制地产泡沫时已经暴露出这个弊端,而美国则能够成功应对"次贷"危机这种百年一遇的挑战。
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转型的正确方向,在过去几年先后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新常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发展理念等等,努力扭转落后的体制与理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形成为全党的纲领。但是,要改造这个庞大体系,不仅要做思想工作,还要做组织准备,耗时太久。当前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存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以及正在被触动利益的官僚体系。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体系。这不是"简政放权"那么简单,效率导向不是给市场自由或减负,而是制定透明、公平的法律与规则,并时刻捍卫它们。但是,中国体制的实质不是规则和制度,而是延续两千多年已经渗入血液的集权文化与等级文化。改革制度容易,改变精神与文化太难。
现在,中国政府继续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市场经济是建立于法治与信用基础之上的,假如没有政治改革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仅仅要求政府赋予市场主体地位,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市场不可能单独实现和享有自由和平等,市场的独立地位也不可能由政府赋予,而应该是法治的结果。
事实上,也正因为改革事业没有遵循先立法设规、然后充分授权的程序,官僚体系中的改革者即使想要积极参与、落实改革决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僵化执行"政策条款",因为他们担心为试错承担责任。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管理机制的确发生了一定的异变,这不是制度创新或者改革试错,而是由某种动机驱动的机会主义。在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受到广泛抨击,尤其是留下了巨额地方政府债务、使得中央政府采取刺激性政策的正当性与能力受到限制之后,"宏观调控"这个词汇逐渐退出政府文件,拒绝大水漫灌成为"政治正确"。
但是,调控的思维依然主导,而且更加大胆。政府首先以促进经济转型为名鼓励金融创新,这是在美国刚刚因金融过度创新酿下"次贷"危机之后做出的冒险性政策。金融创新释放出了魔鬼;同样以支持实体经济为名刺激牛市的做法搞成了一场闹剧,投入巨额维稳资金救市才避免了更大灾难;最后,向居民部门转移杠杆的不良动机,导致楼市出现史诗级别的泡沫,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基础",并让发展和转型变得更加艰难。
政府避开财政约束,试图利用金融工具与市场刺激增长的做法,被某些人利用而成为一次次巨大的投机盛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掠夺性狂欢,而狂欢之后是大规模的资产转移、资产价格暴涨、居民杠杆率大幅攀升以及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市场遭到史无前例的扭曲,整个市场的价值观出现全面崩坏。
一方面,中国加速在各个领域进行顶层改革设计,包括国企改革、开放型经济、创新驱动等等,推广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市场层面"开倒车"现象越来越多,"越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市场环境遭到破坏。这种背离是如此明显,而且长期存在,是宏观环境动荡以及市场预期恶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将其行为与改革理念统一起来,停止瞎折腾,稳定宏观环境,安抚市场预期,改革就会不再被人信任,市场会自行溃败。这将印证当年美国总统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
持续的宏观动荡严重冲击了中国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制造业。2008年后,由于大幅刺激经济的缘故,中国劳动力工资持续快速上涨,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大幅增加了企业社会保障支出,人工成本无法抑制的长期上涨带来了现实压力以及悲观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宏观环境又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包括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带来的巨大动荡与后遗症,汇率的波动,金融创新与"钱荒"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基层在环保检查过程中的粗暴,基层政府在财政收入减缓背景下的搜刮,去库存、去产能引爆资产价格与原材料价格,等等。
这些行为大幅抬升了实体经济的制度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材料成本。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样,其他成本的上涨也不是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持续刺激带来的价格扭曲。在效率没有提升的前提下,由于宽松货币政策的缘故,要素价格被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不断抬升,导致正常企业高成本运行,利润率不断降低,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民间投资增长率出现长时间下滑,影响经济下行,而这又会迫使政府想方设法刺激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但中国非正常且长期性的成本抬升不会让企业将压力转为动力,"无序的大动荡"根本没有给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企业只能为活命而疲于应付,也没有多少利润支撑创新。虽然重视绿色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环保检查一刀切的做法冲击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造成整个产业环境持续动荡不安,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过去几年,政策主要关注国企扭困和新兴产业创新,制造业成了没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导致房价暴涨,去产能使上游商品价格大涨,与此相对应,居民杠杆率大幅提升,企业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市场能够清楚感受到,政府总是选择执行那些有利于政府、国企利益的政策,让大众与民营企业承担成本。市场的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任由政府如何宣传改革如何伟大都无法改变。现在,为了树立改革事业的权威,政府应该将稳定宏观环境和降低成本摆在与防范金融风险同样重要的位置,实现首尾相顾。否则,在美国减税吸引制造业的国际大背景下,对"世界工厂"地位过度自信而忽视制造业的困境,会遭遇"温水煮青蛙"式的悲剧。
中国应该改变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长目标而不停调控的经济管理方式,管住货币的总闸门,逐步将严重抑制中国经济活力与潜力的房价降下来,改变要素垄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要素配置结构失衡的现状,打破"成本上涨永不停"的市场预期,避免更多的企业家与工人逃离制造业。成本不停上涨、企业利润与经济效率不断下行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持续数年的状况已经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健康,趁着还没有动摇根基,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下)
世界上转型成功的非西方经济体大都在东亚,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他们都有民主制度,但民主形式、内涵与效果各不相同。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法治社会,任何政党、机构与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其次,企业广泛参与国际竞争。法治的环境确保企业敢于进行长期的和风险比较大的创新投资,竞争的环境则激励企业必须通过创新追赶和超越对手,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中国当前推动的经济转型升级恰恰缺少这两个基础。
这些经济体起初都参与了西方产业分工,以出口为导向开启经济发展道路。由于本地市场都非常小(海岛或半岛),企业为了扩大产品市场都会很早进入全球市场竞争。竞争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技术以及品牌,竞争是创新的源泉。
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与这些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持续30多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制造了庞大的需求。因此,中国制造业呈现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制造业的末端,以代工为主,另一种则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这两种状态都避开了国际竞争。因为代工产品的设计、创新、营销等都不属于中国企业,他们大部分仅负责生产,两头在外,生产部分没有机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只能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价格需求,由于代工行业竞争激烈,因此,利润率很低。
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度不足,再加上进口商品价格因为关税原因特别高,因此,中国企业满足国内中低端市场的产品几乎没有与国外产品进行竞争的机会,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被本土企业的价格与营销优势打败。因此,国内市场的相对封闭保护了这些中国企业,减少了来自国际同行的竞争。
中国市场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因为消费能力的限制,低端产品需求更多。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迭代和消费文化、习惯变化速度特别快,导致市场不确定性高,中国企业没有压力深化自身产品的品质和技术,而是疲于应付市场的变化。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企业很难满足消费升级所产生的高端需求。
在中低端市场,中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是价格,谁价格低,并善于营销包装,谁就容易获胜,电商的出现与普及巩固了这一模式,并提高了价格竞争的重要性。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成功阿里巴巴、小米等就是"价格竞争"创造的胜利者,这并不光彩。而更加悲剧的是,中国国有的工程建设与设备制造企业在海外经常相互内斗压价,并在国内炫耀为政绩。
在价格竞争过程中,中国制定的一些产品质量标准低于国际水平,再加上市场监管体系形同虚设,决定了中国企业过度追求价格竞争,导致产品质量和技术很难提升,相反,一些产品的质量不断下降。比如中国啤酒越来越淡如水,而进口啤酒数量则大幅增长。中国的超市越来越呈现两极化:一方是进口产品为主的高端市场,另一方是国产为主的低端市场,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上架商品必须降低成本,才会留有企业与商店的利润空间。
中国全球知名的制造业公司仅有华为一家,因为华为几乎刚一成熟就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并以全球业务为主,国际竞争的好处在于存在明确规则与技术竞争。中国机械设备行业进步也很快,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对机械设备进口需求大,国内企业面临进口竞争,只能不断以创新与技术改造进行追赶,以实现进口替代,很多时候,这种竞争带来的进步被宣传为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感驱动。
通常,外部冲击会强化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从而做出长远的战略规划与安排。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汽车制造等行业开始了技术创新之路,到1980年代开始拥有全球竞争力。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启动同样来自石油危机的冲击。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新加坡的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塑造作用,韩国三星、LG、现代等企业提高了技术创新水平。对于中国而言,外部冲击几乎难以转换为压力,相反,由于政府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刺激传统产能大幅增长,扭曲要素价格。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中国企业可以靠国内市场生存和发展。这种观念大错特错,在1980-1990年代日本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日本电子产业就是因为过度重视国内市场以及国内标准,强调行业发展的本土化路径,从而丧失了参与信息产业革命的机会,逐渐衰弱。如果中国企业仅仅关注国内市场,缺少国际竞争,是一种慢性自杀。
一项研究认为,某些产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会必然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反而是进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远远大于出口,这是因为,进口给本地的生产者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效应,迫使他们不得不提高创新水平与生产效率。
同样,中国服务业也因缺乏开放带来的竞争而维持低效率状态。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GDP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速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如果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而其效率越来越低,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与效率也会越来越低。低效率的原因是垄断与管制,对内资外资开放度不足,尤其是中高端服务业领域,相当一部分还是由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垄断。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服务业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速度。
与其他成功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转型是在混乱状态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缺乏明确规则与程序的市场,也没有稳定的价值观,转型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迷茫,从而刺激充满焦虑的市场和人群做出更加失序的行为。事实上,从清末到1980年代,中国都在试图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的秩序,但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充满了战争与政治运动,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现代秩序,因为权力从未被驯服。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后,中国才形成一个脆弱的全民共识,那就是放弃政治斗争,政府与民间一起为经济发展而努力,幸运的是,中国此时拥有了最好的外部环境,勤劳的人民也勇于付出,人们称之为国运。但是,当旧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并制造风险之后,混乱重新降临。虽然从2013年开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改革计划以进行全面革新,但事实证明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这是因为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秩序,也没有稳定的现代价值体系,一切与100年前并无太大区别。中国舆论经常以缺少法治与信用的"东北"预判中国未来的可能。在这个最早遭遇经济转型的地区,人们正在逃离,经济正在沦陷,成为中国命运一个奇特的参照。
中国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双重任务,即建立现代政治与市场秩序,同时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没有前者的实现,后者也只是空中楼阁。因为由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一个法治的自由的制度,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试图用老旧的政策引导的办法实现转型,这是南辕北辙。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转型就是踏踏实实修补在过去大繁荣中忽略的制度基础,释放出被阻碍的人民聪明才智与劳动效率,除此外没有捷径可走。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政府面临信用丧失的风险,即言行不一,说与做并不一致,并表现出更明显的"随心所欲"。政府可以用暴力手段将合法公民驱赶出居所,并且是在寒冷的冬夜,没有人为破坏财产的暴力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试图通过重新审判一些关于财产权与知识产权的案件帮助人们重建信心。但是,在有关《红色娘子军》知识产权的判决争议中,掌握法律最终审判权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却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删除。政府每一次努力树立信用,都会有部门非常及时地去破坏这种努力,而且这种自相矛盾的事例从来没有一个最终裁判者加以纠正。
同样,中国企业也普遍缺乏一种基本的商业价值观,即把产品和服务做好,而是将如何赚钱作为目标,唯利是图。中国企业家在本质上更接近生意人,有一种财富饥渴症。这种由原始贪欲驱动的商业文化在发展初期可以是一股促进增长的洪流,但在强调创造性以及精细化的经济转型升级阶段,在生产销售监管的立法、执行方面如果不能及时跟上,不能对唯利是图的力量加以约束,导向质量与技术竞争,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对转型升级构成环境破坏。
然而,此时政府又通过金融创新释放出原始的金融资本主义,贪欲驱动的资本几乎淹没了一切,投机炒作大行其道。在转型升级阶段,原本需要建立新秩序的中国政府,其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表现出更强的机会主义,激发出更多的市场之恶,遍地高利贷、金融诈骗、地产泡沫,金融机构也乐于投机套利。
在国际上,中国企业的价格战策略以及政府产业扶持政策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竞争",尽管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的政治原因,但是,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尊重的确制造了麻烦。现在WTO基本瘫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变成一个模仿中国的坏小子。过度自信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经常被视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发展受益于过去稳定的规则与秩序,毫无疑问,秩序与规则遭受破坏对中国的转型发展极为不利。
中国对创新如此渴望与重视,依据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市场文化,创新最终会被概念化并加以消费,就像中国将纳米、量子等概念全部商品化一样。中国推动创新的方式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实际上不利于创新活动。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而且要有耐心的事业,必须有冒险精神与坐冷板凳的毅力,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刺激。
首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创新不能狭义地定性为新兴产业与新技术领域,并加以各种刺激。当政府用政策招数培育新兴产业的时候,会对正常的创新生态产生冲击。
比如,已有领先企业专注某项技术创新时,政府出台各种补贴扶持与产业规划政策,会吸引大量行业外的投机者涌入套取财政补贴,或者利用概念在资本市场炒作,或者用低价强占市场然后出售公司套现,等等。大量资本的涌入会稀释掉优势企业的人才资源,市场也会大打价格战,削弱优势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影响创新资本的投入,动摇整个行业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不是竞争,而是破坏。比如,中国现在突然冒出数百家企业机器人企业,而真正能够生产的仅有几家。
再比如中央政府以扶持资金的方式鼓励半导体行业发展,产业升级也是政绩考核的内容,结果当前低端半导体技术投资在全国遍地开花,很快就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泡沫。就像当年中国政府鼓励太阳能企业一样,最终以价格战和大量企业倒闭、大量不良债务收尾。
中国现有政绩考核体系驱动地方政府乐于进行重大的高科技的设备投资,而不在乎重复建设与技术水平,人才短缺与培养也不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不入政府法眼。这种导向充满功利主义,而不是真正地促进企业创新生态改善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5年曾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并据此每年在科学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事后证明,这些资金基本没有产生有价值的作用。这是因为,创新活动属于企业家对于市场的判断和反应,应由企业家主导,政府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有利于全社会参与创新的制度。产业扶持政策在一个国家制造业起飞阶段可能有用,但在市场创新阶段很难起作用,相反,可能形成某种干扰。
事实上,补贴政策对创新毫无意义,如果将这些补贴转换为降税,那么,受益者将是那些竞争力最强的企业,而投机者则难以套利。补贴扭曲了市场正常运行,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引起国际争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政府长期的工作方法就是"规划+给钱",在政府规定的跑道竞赛。所以,经济转型升级最大的障碍是政府无法转型升级,政府趋利就信仰利益刺激,而不是建立规则让大家公平竞争,自由创造。
其次,中国大规模创新投入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如大飞机、航空发动机、高铁、北斗导航、量子卫星等;另一部分是商业模式创新。前者依靠国家财政力量的创新并不能代表中国制造业普遍落后且创新匮乏的局面,而后者由风险资金推动的创新则让中国陷入类似1980年代靠"点子"忽悠的时代,没有太多商业经验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梦想一夜暴富,到处都是创业的号角,蛊惑很多人无法脚踏实地的工作。
硅谷的创新是技术创新,大都为了个人理想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商业模式拷贝和创新,为了"实现财务自由",上市、套现等。美国硅谷大佬投资于技术研发,中国大佬则进行激烈的商业圈地竞争,比如百度送外卖,阿里卖海鲜。
中国市场存在太多跨界机会和诱惑,因此,更像生意人的企业家最喜欢规模扩张与多元化经营。比如联想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互联网、地产、PE、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热点都积极参与,联想主业则并没有多少技术进步,芯片、内存、操作系统等PC行业的核心技术一个都没有学会。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过去10年它们拥有转型升级的时机,但都忙于圈地,搞金融、地产与资本运作。
创新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概念,它是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以及参与竞争的活动,它是制造业艰苦寻找出路度过难关的过程,它不应该只是政府或媒体口中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和技术,更应该关注存量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中国舆论对创新精神产生了误导,制造了太多概念,传递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模式。而市场则利用这种"概念"泛滥进行高强度的投机,再加上政府对所谓创新活动的包容,形成了一种壮丽的奇观:真正的实体经济倍受摧残,而打着创新旗号的投机活动大行其道。
其三,转型的本质是人的转型,只有人转变才能推动经济转变。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天然劣势,首先,中国企业家大都出身工人、农民或干部,从国内市场低端做起,又没有国际竞争带来的视野与格局,自己本身就不知道往哪里升级。日韩以及中国台湾从事制造的企业家,大部分是国际名牌大学毕业,熟悉技术前沿与国际环境。中国的"企二代"也大都不愿意参与家族企业管理,更愿意从事资本运作等"高大上"的工作,调查显示,他们甚至大部分不愿意接班。
现在,中国劳动力正在逃离制造业,当送外卖可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从事高强度低工资的制造业。制造业劳动力本身存在招聘难,而企业转型升级后更缺乏技术人才,比如用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之后,操作并维护这些设备的人很难招到。而企业也不愿意进行人才培训,因为制造业工人频繁跳槽与人才流失都比较严重。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人工成本过高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人才缺乏是当前制造业的两大困境。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又在转型期间将中国科研人员、企业家等挡在了国际互联网之外,让他们无法及时了解世界前沿的技术发展、市场信息,更无法沟通和学习。这会阻碍中国参与创新的企业家、科技人员更新知识,拉大与国际创新前沿的差距。
其四,人的转变需要价值观引导,但是中国社会价值观与行为在过去几年迅速且普遍短期化、投机化。政府没有去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机制,而是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政策试图控制经济的增长、稳定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利己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是中国道德恶化的源头。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乌烟瘴气的氛围。在地产领域,人们信奉"京沪永远涨";在互联网领域,各种缺乏底线的眼球经济与流量决定胜负;在影视产业,"小鲜肉"与"颜值"就是成功的本钱;互联网金融不少等于持牌的金融诈骗,有著名企业家喊出,"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基于过度用力表演性质的网红模式开始由娱乐圈向经济圈、学术圈等严肃领域蔓延,一些不学无术的"网红"被政府所认可。这些都强化了只有参与"作恶"才能名利双收的价值理念。
一些企业家、创业者、证券分析师、自媒体经常发布一些过于夸张的观点。舆论市场上,这些投机者利用和消费"转型恐慌",不断制造"焦虑",推销鸡汤,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由大量不明真相的粉丝供养"教主"。中国政府过于随意的行为又会"配合"他们的演出并扩大他们的市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焦虑、迷茫的气氛越来越浓。按照正常的价值体系,一个合格的公民与社会应该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有爱心、不走捷径、有正义感的,但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不再信任这些美好的品质是必须的,是底线,是公民基本的素质。
现在,年轻一代沉迷于游戏,大街小巷充斥着各种信贷广告支持年轻人透支消费,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消耗老人的积蓄,"宅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小鲜肉"等现象喷涌。在过去,普遍拥有苦难经历的民众改善家族生活与命运的强大动力,与政府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动员形成了一种共识与力量,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而现在,没有经历短缺与贫穷的新生代,在家庭还不足够富裕的情况下已经失去奋斗的动力。
与美国竞争的中国,面临基本法治与市场制度的巨大劣势,价值观的崩坏让中国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失去方向。人们失去了进取心,或者说进取的道路受阻,精英因为政治原因或经济前景而恐慌、移民,年轻一代更加娇嫩,社会充满投机。
当然,外国人经常赞叹古老中国所具有的韧性与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判断中国转型,这种看似褒扬的观点被一些中国人自认为是文明优势。而实际上,这只是说明中国人具有承受苦难的巨大忍耐力。中国人习惯接受失败,而不是争取胜利,因为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不停重复,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也只有近20多年稳定时期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幸运和奇迹。如果中国不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现代文明制度,这种奇迹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注:作者是资深财经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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