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

半夜鸡叫:中英南京条…啊不,中美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发表(PBSNPR)

中美两国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内容如下:
根据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指示,2018年5月17日至18日,由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和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成员的美方代表团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磋商。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事项。
双方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进行了讨论,就创造有利条件增加上述领域的贸易达成共识。
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
5月初美国来京开的条件和声明对比:
1.要求在2020年前两国贸易逆差缩窄到2000亿美元,比现在美方目前统计的逆差缩小近一半,基本达到老川的一年缩小一千亿美金的要求
2.要求停止对这边制造2025计划中涉及的行业进行补贴
3.要求这边不要针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进行报复以及美国对这边的投资加以限制
4.要求这边将所有商品关税将至不高于美国的水平
5.要求这边每个季度举行会议加以评估
6.要求这边7月1日前就外国投资发布负面清单
7.美国限制中国投资中国不能报复
8.中国在WTO撤诉
不要从俄罗斯买油买气了,都买美国的
多买美帝的产品是成本相对低的协商结果
汇率限制,限制投资,不能补贴,禁运芯片什么的。。。才是比较严重
也就要石油天然气等进口的东西换成从美帝买而已
广场协议?
类似厉害了我的国与三和大神的对比一样违和感,
对比还是很强烈的,
贸易战刚开始这边叫嚣的那个凶啊,又是骂那边石头砸脚,又是劝对方悬崖勒马,又是奉陪到底放马过来谁怕谁,
结果直接被人一把掐住中兴后按在地上摩擦,
然后再也没动静了只能谈能不能少勒索点。。。
刘鹤: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于当地时间19日上午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刘鹤说,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这次磋商取得积极成果的最重要原因是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识,根本原因是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需求。
刘鹤说,中美双方将在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这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有利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是双赢的选择。同时,双方还将继续加强相互投资和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繁荣。
他强调,中国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具有高度竞争性,如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得份额,出口国必须要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让中国人民愿意买。中国不仅愿意从美国买,也将从全世界买。中国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世界各国参加。
刘鹤表示,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扩大开放的四个领域,我们将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加快落实。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和启示,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刘鹤说,此次双方取得共识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无人能挡,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曲折新矛盾,我们要冷静看待,坚持对话,妥善处理。
一声叹息,中国全面让步,可悲可叹
一种观点:如果不是过去一年的加速集权,现在要执行对美服软的路线是困难的,内部争权的结果必然是一派比一派攘外的口号更响亮。二战前美国开出日美谅解案,日本一干权贵无人敢主动出头按着军部对美让步,坐视民族主义把日本推向赌国运的战争深渊,可以说是前车之鉴了。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媒体称是中方提出将对美贸易顺差减少"至少两千亿美元"。但库德洛仍不满足,他说中方必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另外必须建立可验证的程序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和技术转让。不知道这些要求是否已被满足?拭目以待。 ​​​​
现在好像只有路透和新华报了这条消息?总体来说,是好消息。中国这种超额输出实体物质财富、除了数字却较少输入对应物质部分、只惠及少部分人且留下大量污染的增长模式是有极限的。不过90后这一代可能需要提前面对本来00后才会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了。
降低贸易壁垒就是增强竞争。很多行业,比如这次联合声明里包括的农业等,补贴等各种明暗壁垒肯定要按承诺降,干不过老外可能以后就真没饭吃——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壁垒没了的话,老外比你做的好,为啥非要买你的产品?
缩小顺差换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买卖可以做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波不亏,稳住了。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威胁和制裁由来已久,呼天喊地级别的就有三次。
但每一次,中国基本都是一口答应下来,好好好,没问题,我们开放,我们改革,慢慢来,给个时间表,能弄的弄下,不能的就打太极,然后美国眼看着逆差千亿千亿的涨。
而且每次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又可以倒逼国内的改革。
只要不硬搞,不撕破脸,不热战,就是中国的节奏。
看了一下比较明确的就是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但这个除去牛肉以外其他的中国一直在增加进口,其次是保护知识产权,但是这一点说中国只答应了在国内推进专利法,和之前川普在这点上大肆兴师问罪的姿态相比就是雷声大雨点小,除去这两点其他的连罚酒三杯都不算,而之前川普最被中国人记恨的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打压就连个影都没了
看起来和原先估计的差不多,如果彻底谈崩,打碎8字循环,双方利益受损都太严重,TG的外贸经济要彻底重塑,得结结实实喝一壶,美国丢了这么大市场川普也未必不会遇上精神病枪手,最后还是先这么凑合着维持贸易循环
修专利法,互相投资就是2025最好的妥协方案。本来科技现在就是一起发展的事情,对美国来说知识产权进一步保护可以帮助他们企业维持竞争力,对我们来说,增加互相投资就可以换到一些授权,在这些基础上发展技术也更容易。为了自主强行重复发明轮子我们并没有有钱到那种地步。逆差也是,比起减少出口,更好的方法是增加进口,只是被带节奏的刻意无视了。
没有什么好输的。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就是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人就是用这一点逼中国让利。这就和中国开放时要求外资来中国市场必须合资或技术转让一样。我们是以市场换技术,美国这是以市场换市场。如果不答应美国人完全可以把这个市场给别人。而现在平衡了对美贸易后等于把其他国家的市场给了美国,我们损失可控。理论上我国的市场对美国也很重要,是重要的砝码。如果贸易战打下去两国都失去对方市场等于双输。现在等于是我国先让一步避免双输,在外交手腕上当然等于对美处于下风。现在双方都有让步,其他国家成了最大输家。和美国的这笔交易如果做成了整体上还划算的,只是隐患在于这次是我们先让步,所以就怕川普会得寸进尺不老实履行协议。另外这次贸易战欧洲真是来晚了。
这协议基本意思就是,美国对中国说,你听我的,给我点好处,我们两一起发财,其他人去死吧。
这次中美声明最像历史上哪个条约?
回顾了一下不平等条约史,应该跟中英天津条约的程度相仿,但历史意义应该接近尼布楚条约。
川皇全世界一圈挨个敲诈过来,加墨日欧俄印中,第一个向新罗马帝国下跪的,居然是嘴上叫得最狠的那个,还真是让人始料未及。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看起来有隐藏条款,大概率得实质性减少自俄罗斯和伊朗的能源进口……
#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份只有中方有义务,美方没有明确义务的声明,居然成了中国的外交胜利。
辛丑条约四万万人一人赔一两银子,戊戌条约十三万万人一人赔出1000RMB买美货,真是物价飞涨啊。
为应对贸易战、作为政治任务紧急增加的1000万亩东北大豆播种完了没?
对中美贸易联合声明的一点情绪感想
1.只有中方有明确承诺和义务,美方没有,很不爽,非常不爽。
2.最大的危机(针对中国制造2025)基本花钱应付过去了。
3.软的花钱的多,硬的制度上的只说了一个专利法,专利法修改本来就是大势所趋,底线还是保护住了。
总结:虽然中方付出了不少利益,而且很可能是单方面的,但是保护住了底线,不能算全输。
如果这是最终结果,尚算可以接受。
唯一值得忧虑的,也是中美最大的问题,就是川普的信誉问题,即使达成了共识,甚至签订了条约,川普撕毁条约怎么办……
只要不打起来,都是赚的。
很多东西,跟谁买不是买?痛的只会是欧日澳伊朗俄罗斯等等旁边吃瓜的。
中国现在只是需要时间跟和平。有这两样,啥都好说。
川普更没什么好担心的,美国内部更不是铁板一块,川普算是最会给自己捞利益的实用派了。贸易战也不会从此搁置了,永远都是谈一谈打一打。
把自身发展好才能解决一切。
传言这次代表团给美方开了张欧洲卖而美国不卖的高科技产品目录,恳请参考放开高科出口限制;实质性扩大自美国能源尤其是LNG进口则势必挤走俄国和中亚诸国的市场份额;再结合最早传言中方提议把日韩台芯片订单转给美国公司来削减贸易逆差,差不多把能合纵连横的盟友都给卖了一遍 #求生欲可以说是很强烈了
三招解决一切争议:
第一招:我反对!
第二招:别走啊,再谈谈~
第三招:我同意!别打了,我同意!
秦赵两军对峙长平,正当天下七国人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战争的结局时,没想赵军主将赵括背着荆条,啊不,金条扑通一声给秦将白起跪下了:奉赵王密旨,敝国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货物贸易逆差,将大量增加自秦国购买农产品和火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秦王闻报曰:Deal!等会发个推。

—— BBS 未名空间站

贺卫方:在政治风暴中等待时机的异见学者(储百亮)


北京——对于二十年来一直在第一线争取中国法治的贺卫方来说,这是一段平静而烦闷的时期。他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教授,同时在很多方面,他也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大学的讲座曾经人山人海,如今这些学校已经不能再邀请他。经常刊登他的专栏文章并视他为先驱的报纸不能提到他。由于受不了审查的骚扰,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声的尝试。他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已停用,但仍有近190万粉丝。
"现在我连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都变的很困难,"在他已任教23年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家书店的咖啡厅里,贺卫方有些困惑地摇着头说。"这五年是特别,特别压抑的。"
贺卫方属于中国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这个群体发现,他们在一场政治风暴中被迫缩成了一团。在强硬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中国突然把矛头转向倡导政治多元化和在法律上限制中共权力的人。
习近平重申中共广泛的控制权。3月,立法机构取消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为不容挑战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贺卫方说,就连他都对修宪的大胆感到震惊。
"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着急,那么快,"他在提到修宪时说。修宪的内容包括扩大一个反腐机构的规模,该机构可不受法院和律师的约束直接拘押官员。"国家原来的威司法制度的权威被大大的弱化。"
贺卫方的一些朋友以及至少一名学生因政治和法律主张遭到监禁,一些学者开始选择沉默或移居国外。曾经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现在也开始称赞习近平的威权作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一股向往威权主义的潮流,为贺在国内的批评者助长了声势。
但57岁的贺卫方表示,生活已教会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国家的政治发展。他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过去四十年中国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曲折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乐观,到出现逆转,以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速雪崩。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最近的发展给了一个很大惊觉,就是说要做事情都不会那么容易的,"他说。
贺卫方,1982年。当时他正在重庆完成法学学业。
贺卫方,1982年。当时他正在重庆完成法学学业。"那是一个乐观的时代,"他说。"当时感觉中国社会是在慢慢融化了"
尽管在中国新闻媒体中遭到封杀,他在学生和律师中仍有很高声望。他依旧被允许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法律史和比较法。他说,北京大学比中国的其他许多大学更能容忍特立独行者。
他在接受本文采访时,一名学生在耐心地等待与他握手。在另一次采访中,一家法律出版社的编辑们像对待老朋友那样欢迎他。
"他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许多追随者,但现在当然受到了压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法学学者艾华(Eva Pils)说。她研究中国人权律师,与贺卫方相识有15年了。"但我认为,他是在更长远的历史轨迹中看待自己,认为自己是不计后果、仗义直言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自由主义的异见传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突然从暗处走了出来,当时中国刚从毛泽东统治末年的动荡中恢复,对贺卫方来说,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伤痕很深。
他出生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父亲贺传佑是一名医生,曾在军队里工作过。贺卫方教授称,他的父亲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迫害之中,1970年,切断腿部动脉自杀。
十年前,极具野心的政治人士薄熙来开始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复兴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和言论,激起了贺卫方对往事的回忆。2011年,贺卫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薄熙来的"红色复兴"。次年,薄熙来因一桩丑闻倒台,这令贺卫方感到振奋。但他表示,对毛泽东时代的危险的怀旧情绪依然存在。
"我小时候,家门前的一堵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指责我父亲是反动派,"他在一次采访时说,"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悲剧不能容许它再出现。"
1978年,在中共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重启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之后,贺卫方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他本打算学习中国文学,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没想到,他被派往重庆学习法律。
18岁的贺卫方在那里受到了邓小平自由化改革理念的影响,当时法治和民主问责思想开始流传。"那是一个乐观的时代,"他说。"当时感觉中国社会是在慢慢融化了。"
贺卫方开始对法治等西方思想如何在中世纪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前往北京继续学习法律史。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想像共产党会演变成一种更开放的政府形式。他于1984年加入共产党,至今仍是党员。
贺卫方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
贺卫方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欢迎。"曾是贺卫方学生的滕彪说。
"当时,你没觉得自己必须在党和民主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党的领导人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说,"当时,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收缩政治宽松政策,学生和自由派学者要求更快地进行改革。1989年,学生抗议者占领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贺卫方也加入了喧闹的人群。
但在那一年的6月4日,一位朋友猛敲他的宿舍门,说士兵进城了。贺卫方说,他在自己所在学院的地上看到了五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对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接下来的这些年是重新思考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国的一党制似乎遥不可及。贺卫方等法学专家开始讨论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鼓励进步,特别是通过促进司法独立,传播法律权利的思想。
"我们假设是我们可以不去碰政治体制其他的重大的方面改革,"他说,"这里还是可以进行推动的,因为它是不那么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90年代,贺卫方成了这种法律思想在中国最响亮的支持者之一。2003年,他支持了一场成功的运动,呼吁禁止拘留和驱逐被认为无权住进城市的移民,运动的领导者包括贺卫方的两名学生。这个案例成为中国人利用法律促进政治变革的一座希望的里程碑。
"当时,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其他法律学者的作用比他的还重要,"曾是贺卫方学生的运动领导者滕彪在他现居的新泽西州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的演讲,全国各地的演讲——他的口才非常好,幽默,非常受欢迎的。"
但即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这种法律行动主义的突然崛起也曾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担忧。2006年,贺卫方在北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直率的言论,谴责共产党不受法律约束。他的评论泄露到互联网上,引来了斥责和官方压力。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贺卫方和其他不愿低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但他表示,他准备等待,直到他可以再次在中国巡回演讲。
去年年底和朋友聚餐时,他背诵了《我们都是木头人》,这是一位北京作家的诗,他说这首诗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贺卫方朗诵道。"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丁学良:对手判别中国的“五个尺度”

本文为"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系列之三

凭借几条深层次主线,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何美国政界终于宣示中国已成其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左)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国会公开听证会上

本专栏上一篇回顾了从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分析圈和决策层如何在多个潜在的威胁性对手里判别中国居何位置。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过几次巨变,美国的国际环境也有戏剧性的翻转,立场持平居中的观察家仍然能够在纷乱迷眼的世事人事变幻的背后,梳理出几条深层的主干线。凭借这些,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什么美国政界包括军方到了目前阶段,终于不加遮掩地反复宣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参阅美国陆军部长2018年4月5日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战略规划演说:"Army Secretary Outlines Vision for Success in Future Conflicts",美国政府www.defense.gov网站视频)。
第一个尺度分量最重
在笔者的研习视野里,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层判别该国潜在威胁者所使用的第一个尺度,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上:对方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非民选的?是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还是一党始终当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权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众多的军人政权或家族统治,还是更靠近权力极度集中的"全权制"(totalitarianism)?在"全权制"里,意识形态是属于右翼的——如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属于左翼的——如当年的苏联阵营?就这几组变体而言,后一类的更容易被美国(及其铁杆盟友)精英层视为主要威胁,因为这类政体的权力更加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强制性的对内对外政策,说出手就出手。而美国精英层深知自家的政体是天天吵架处处扯皮,既难于保密,更难于突然出台厉害的措施,跟全权制对手打交道老是慢了几拍,猛然被击吃大亏的几率太高。
第二个尺度是关乎种族和文化包括宗教。就美国判别潜在对手而言,越是早先,越是看重种族的因素,越是新近,越是看重文化的因素,这与美国本土的变迁大体上是一致的。美国精英层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看得偏重的时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风行的那些年,目前已经稍有退潮了。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美国精英层对同文同种的外方更感亲近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方不是白种人、不是基督教传统,则更容易引起误解和猜疑。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击和连锁反应,是突出的实例。如果对方的政府或宗教团体实施有组织的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于招致美国公众的同仇敌忾。
第三个尺度是规模。对方的领土(领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理位置等构成了其综合潜力的基本要素,这个道理明显可见。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这些构成一个国家综合潜力的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各部分的相对价值或重要性会有显著的浮动和升降。比如自然资源,以前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石油,而现在则变成淡水。1999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的新世纪全球安全报告里,给予淡水资源以非常显要的位置,把它视为国家或区域的生存、发展、内部动乱、外部战争的一个大主变量。而中国则是主要经济体里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不但影响到本国的生产和生活前景,而且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纠纷。又比如地理位置,有的地方过去是交通和贸易的要害部位或者无足轻重的部位,而随着生态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就会变成相反的状况。气候变化将使冻土地带和冰封水域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大大提升,是鲜活的实例。
动态尺度刺激政策转变
第四个尺度是发展的速度和素质。上文第三个尺度里的要素,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潜力,发展的速度和素质则是把综合潜力转化成综合实力的动态过程。它受到战略分析界的高度重视不言自明——越是发展得快、技术密度越是高强的经济体/国家,越是易于摇撼既有的全球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
在日本战后崛起的1960年代,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联手头号日本通赖世和(Edwin Reischaue),在哈佛大学讲授东亚现代化。为了对忽视"小日本"的美国人提醒来自日本的挑战,赖世和首先展示一副常规世界地图,日本在上面显得真小。然后他展示GDP总量分布地图,日本顿时显得巨大,比加拿大还大。最后他展示根据GDP增长速度绘制的动态图,若干年后日本将比苏联还大,直追美国。果然,日本不久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赖的教课惊醒了几代美国人,令他们重视日本重商主义模式对美国的冲击。这副动态图十几年后由费正清的大弟子马若德续之,他在1980年初告诫西方世界:假如中国采纳日本模式的一些要素,配以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倍的人口和领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将比日本的要强劲许许多多(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经济学人》, 1980年2月)。而这正是当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定位。
第五个尺度是行事或操作的方式。如果对方以"润物细无声"、"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挑战,美国精英层不至于立刻摩拳擦掌纵马回枪,作为既有的霸主方,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麻烦事需操心用力。若对方的手法突变,或是在舆论战线正面叫板,或是在全球多地处处出击,或是在关键领域猛然显威,或是在要害部位生猛挥拳,美国精英层就一定会认真反省、重整布局、运力反击。
判别结论基于多重比较
一旦理清了以上五个尺度,我们对"为什么美国为主的外部世界着手反击中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不会太过惊奇或做出情绪爆表式的反应。用这五个尺度稍加检视,在1990年代初以降的全球范围内,那些早先被美国列为具有挑战趋势的众多对手里,有几个国家和非国家性质的组织(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能够全方位被美国判别为首要威胁?最大的两个恐怖网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是自称,其实是个组织,并未成功建国)大体符合上述尺度的第一、二、五条,但不符合第三、四条,因为它们的综合实力不足以对美国发动持续有效的挑战。被小布什政府定义为"邪恶轴心"的三国,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接近于符合第一、二、五条,不甚符合第三、四条,却遭到"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指控,被摧毁了。伊朗的情形近似于伊拉克,还没被美国全力打击,只是受压重重。朝鲜完全符合第一、二、五条,也是在第三、四条上欠缺一大截,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政权,对之动武的威胁始终高悬。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安全分析表上的三个大国。日本的重商主义对美国的挑战持续了二十多年,最关键的是它不符合第一条,它是美国的盟邦,在防务上又依赖于美国,没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不会把它的经济技术实力转化为针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否则美国一定会对它狠下重手(Andrew Browne: "Battle Stations: U.S. and China Prepare for Trade Clash of the Titans",《华尔街日报》,2018年1月16日)。俄罗斯符合第一、三、五条,但不符合第二、四条,特别是它的经济技术升级,一直是空中楼阁,还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严重依赖原料和能源出口,缺乏新科技经济增长点。其潜力巨大,实力不完整,军力可惧,所以被美国列为两个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一圈看下来,只有中国基本上符合所有的五条,美国FBI主任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Michal Kranz,"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2018年2月13日)。
这是美国精英层的判别思路,我们即使不同意,也须冷静琢磨,不可简单斥之为"无中生有,不值一驳"。下文再讨论外部世界眼里来自中国的挑战究竟"新"在哪里。
——原载FT中文网 / 网友推荐

徐斌: 这次“痞子腔”打不下去了

李鸿章
作为大清帝国裱糊匠,他干的,算不错了,不停的"打痞气腔",真心不是他愿意的,而是慈溪没事瞎搞的结果,最后还是他来背锅,哎

说个掌故,当年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接手曾国藩的洋务工作,恭恭敬敬给老师请安,然后准备赴京到朝廷当差干活,曾国藩问他:你咋对付那些洋人呢?他们实力强大,又不好说话。

李鸿章回应说:不行的话,学生和他们"打痞子腔"就是了。曾国藩默然半晌,对李鸿章说,这"痞子腔"究竟啥模样?我不清楚,你打一个给我看看?李鸿章立即低头认错了,请老师指教。曾国藩再次默然半晌说,这个洋务吧,洋人也是人啊,接人待物,不外乎"诚信"二字,你将这两个记住了,后面都好办了

李鸿章的所谓"痞子腔",就是江淮小地主的油滑处世的那一套:就是凡事一切好说,什么都答应你,然后实地落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若和他辩论,他还一套一套,你还不一定说得过他。孔子在鲁国当权,第一件事,就是诛少正卯,就是因为这个家伙整天不干正事不说,还摇头晃脑蛊惑人心让大家不干活,你怎么说,还说不过他。

真儒对付"痞气腔",就是一个字——杀。
现在中华诸多不是,屎盆子都扣在儒家头上,但夫子真是要回来,现在很多人都要被砍头的,哼哼

所以说这个,今天看李中堂在日本讲话,说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放开制造业,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开放,以更大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打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堂可能觉得这事,他一定要做,而且要执行到底。根据多年的观察,我相信,李中堂是诚心诚意要推行改革的,包括中国遍地开花的自贸区改革。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五六年来的自贸区改革,你会发现,其实啥都没有。不是大领导不想改革,是下面各个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部委处长们压根不想改革,你搞自贸区,全面开放,他们手里权力岂不是全部作废?

这不是某个人的事,是整个体制在打"痞气腔"。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对自己国民打"痞子腔",大家顶多叹气说:XX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然后呢?然后顶多出工不出力,自己固然穷,但落个开心,反正也不让公家捞着便宜。但你如果对着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来这套,美其名曰"权谋韬略",如果你是日本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他的战略合作伙伴,也就罢了,他顶多当小弟揩油,吼几句,让他们消停些,也就没事了。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国死多头啊,现在咋也有点打痞子腔的征兆啊?美国不会往死里整你啊?
这次麻烦,对手就是一个大痞子,而且实力比你强大太多,然后你还想打痞气腔?这关,几乎过不去了

上次美国财政部长在内的一帮贸易代表,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提出的条件,不是谈判,是最后通牒了。何以如此?因为它认为中国对他"打痞气腔"了。川普现在采取的贸易谈判策略,是双边,而不是多边,简单说,是一对一单聊,不是建群的方式搞贸易谈判。所以一定在中国谈判中占据上风为止,否则后面和其他国家不好谈了。这个时候,你让某个大领导出面答应所有条件,然后再让小处长暗中打太极,这招注定不灵验。不然,谈判中居然有每三个月考察进度的条件?这哪里是谈判啊,简直就是绩效考核了。你要是觉得有辱国格,对方立马掀桌子走人,因为他觉得你这厮就是小痞子,不会给你一丁点余地。

痞气腔,这次是真的打不下去了。中堂在外面发表那么多意见观点,这次真的没毛用了。

—— 徐某人在说话
qilingxubin

柳传志是如何以“民营化”的名义鲸吞国有资产的

文章来源:复兴网,作者"80左"
  2009年3月22日,柳传志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当着国务委员刘延东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等宣称:"20年前,我走出研究所,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一间20平米大的传达室创办了联想"。
  谎言千遍成真理,本文让大家看看柳传志如何欺世盗名、巨额侵吞国有资产的。
  2009年,联想大股东中科院转移27亿股权给泛海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联想历史上另一起更大的国有股权转移却从未被关注。而柳传志欺世盗名,杜撰联想创业史更是鲜为人知。
  让我们追根溯源,从联想集团公司的创立开始,一一 回顾往事,正本清源。
 从所办公司到院办公司 
  多年来,坊间盛传,柳传志仅借中科院20万起家,创办了联想,随着联想的声名鹊起及其业务的鼎盛,柳传志还被冠于"IT"教父的头衔,气势在产业界如日中天。真相是: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为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投资注册创办了全民所有制的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计算所公司)。所长曾茂朝兼董事长,业务处长王树和任总经理,原八室副主任张祖祥和六室科技人员柳传志任副总经理。
  1984年12月,副研究员倪光南出任总工程师,带入即将开发成为产品的联想式汉卡成果,在此后几年里转化汉卡成果成为公司主营业务。
  1985年5月的"产品目录"列出了以"LX-PC多功能联想式汉卡"为首的29项,全是计算所的科技成果。除投入知识产权还为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场地、设备和20万元启动资金,所内员工进公司人事关系不变,如退出公司仍可回所工作。
  1986年,柳传志当上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调动管理层和经营团队的积极性,择机提出了"国有民营"的口号。在联想从国有转为民营的创业进程中,他身体力行,使联想的国有资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1987年的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手册上,封面是以计算所车库改造的公司门市,重申公司是"计算所办的公司",是"作为计算所的窗口",此后的公司手册确立了技工贸一体化的方针。
  1988年联想式汉卡的国家一等奖申报书表明,其知识产权属于计算所,头三年为公司创造利润(包括退税)1237万元。
  在1988年的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手册上,一张照片显示,刚当上总经理不久的柳传志还谦虚地站在"前任总经理"王树和的边上。
  柳传志当上总经理后,从1988年的公司手册开始,出现了"20万元"和"11人"的概念。后来逐步发展,逐渐将公司创办者从计算所换成"11人",以"胡传奎"式的起家史代替了"一院二制"的起家史。
  1989年11月14日,新技术发展公司(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北京联想),由中科院主管。从此,"所办公司"升级为"院办公司"。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宣称:"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但"计算所公司"的招牌一直挂到1993年。
  1992年倪光南主持的联想系列微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联想式汉卡全盛时期,联想又推出了第二代拳头产品联想系列微机,从此微机成为公司主营业务。联想有较强的设计能力,能在国内市场率先推出联想486、联想586等等新机型引导潮流,再加上质量和服务好,联想微机发展很快。
  但1993年由于销售策略和管理体制的问题,联想微机销售发生危机。
  1994年杨元庆"临危受命"担任北京联想微机部总经理,他将柳传志的"行业直销与代理分销相结合的销售策略"改变为"完全由代理销售的策略",迅速扭转了联想微机销售颓势,使联想微机成为中国第一、亚太第一。
  1998年联想公司手册首次出现"贸工技"字样,这时的联想总部仍在计算所院内用计算所的楼。
  从1996年起,柳传志将公司方针从"技工贸"改为"贸工技",一直到2002年杨元庆当CEO为止,"贸工技"七年,除了清除程控交换机等"技术"外,最大成果是投12亿元建设"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一选址错误的"工"刚建成即被剥离。
 从国有到民营的突破口——设立香港联想 
  1988年4月,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以下称为"技转公司")与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盟友。
  为照顾缺乏资金的港方,"香港联想"注册资金只有90万港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虽然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香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香港联想的业务主要靠两方面支持:一是依托联想集团(北京)在国内的保底市场,每年联想集团(北京)要卖出数以万计的微机,可以拿到AST微机(或其他微机)的总代理。联想集团(北京)把这个总代理让给香港联想来做,当然能有很好的利润。二是有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当时联想集团(北京)在香港还借不到钱,港商以30万为限,没有再投资的义务和能力。总代理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香港联想的区区90万元股本金只是象征性的。只有技转公司在香港既有实力、又有信誉,能提供外汇贷款。这样,香港联想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现在的联想人几乎都不知道,曾为联想集团提供外汇援助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但它在香港联想发家史上所做的贡献却非同小可。毫不夸张地说,香港联想可以没有吕谭平,换个张谭平、王谭平都行,但是不能没有技转公司。
  在全香港乃至整个海外,当时的联想集团(北京)要"外商"或"外资"提供如此无私、无偿地支援,找不出象技转公司这样的第二家公司。
  道理很简单,因为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是该公司的董事长。不但香港联想的巨额贷款靠技转公司提供。它还为柳传志、倪光南等等联想集团的领导和骨干提供了十几个多次往返香港的签证。在当时此种签证极为难得,如果没有此项特供的稀缺资源,香港联想根本办不起来。
  为香港联想创建和发展作了如此重大贡献的技转公司,后来"功成身退"了。除了来自联想集团(北京)的技术、产品和无形资产的投入外,技转公司作为在香港注册的"中资"机构,为香港联想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帮助。说它是雷锋式的合作伙伴也不为过。
 香港联想上市 促"民营"梦想成真 
  在香港联想连续三年嬴利,具备了在香港上市的主要条件后,柳传志抓住时机,削弱国有股份的比例和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监控,推进了国有到民营的进程。
  当年,在香港联想持有国企法人股的,当然是联想集团(北京)和技转公司。相比之下,只能把技转公司选择为国有股减持的对象。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时柳谷书先生已离开该公司,到司法部设在香港香港联想的原始股权结构是两家国有中资企业控股(67%),如果这样上市,还是国有控股。为此,柳传志通过增资对股权结构进行了改造。
  将一个国有资产控股的公司,按我国1992至1996年间的经济体制改制成"民营"企业,尚无先例。民营企业只有私营、外资两类,当时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准许"民营"类企业与国营企业合资但不能控股。国营企业必须在合资公司占大股、掌实权,合作方即使投入现金(含外汇)持有相当份额的股权,外商或私营企业股东要承包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须按特例申报并取得政府的批准。
  因此,要让外商经营、管理香港联想,只有先增加外商投资持股的份额,再由北京联想让权、授权,才能让外商行使相当于"承包"的民营权。靠谁增资扩股,削减谁的股份呢?柳传志为实现民营大计,只能借香港股东之口、要国家给优惠政策、用北京人不懂的技巧和香港股市的游戏规则,推动港商持股上市。
  此时,柳谷书担任设在香港的的中国法律服务公司任董事长,而中国法律公司又参与了香港联想的上市策划和运作。技转公司是否知道要上市、是否知道上市的方案、是否同意增资扩股,这些都是接替柳谷书先生的新领导的事。
  后来的情况是:在香港联想业绩已满足上市条件,将要上市发行股票的情况下,最有钱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居然没有增资,结果只有联想集团(北京和港商增资。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上市(HK0992),由于港方借552万美元负债持股,其股份差不多赶上了联想集团(北京),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基本出局,对于第一次"国退民进",中国科学院的态度耐人寻味。
  按照1994年1月25日公开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的记载(P.133-134),1992年10月15日北京联想投入9890万港币(约1270万美元),吕谭平等四位外商投入10万港币进行增资扩股。招股书和年度财务报告正式公告时,公开披露:香港联想总共发行的6.75亿股中,联想集团(北京)得2.618亿股,四位外商得2.08亿股。至于四位外商只投入10万港币为何能得到2.08亿股,招股书上没有披露内情。
  这样,香港联想在上市前已经通过增资扩股,在形式上改造成为一个大半国有、小半私有的企业。技转公司尽管熟悉香港的游戏规则和套现技巧,但持有的股份(0.15亿股)不能与任何一位港商相比,无权参与决策、管理,难以获取大股东的策划内幕,成为无足轻重的第三者。
 "外商"负债持股合情合理? 
  深知"外商"资信状况的少数联想人发现:四位港商一夜之间成为持股2.08亿股的富豪,吕谭平及其三位港方股东共持股30.819%,再加上他们担任的职务,足以和北京联想(38.785%)分庭抗礼,进而操控香港联想经营管理大权。
  由于招股书和同期的财务报告,没有披露四位"外商"筹资认购2.08亿股的内情,导致关注国家和联想职工利益的一些人,要求高层说明原由。后来柳传志、曾茂朝等承认,香港联想上市前,联想集团(北京)借给港商552.58万美
元(4300万港币)进行增资扩股。这样人们才恍然大悟,招股书上记载北京联想(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增资的9890万港币,其中有4300万是借给港商增资的。
  有人怀疑,让港商持股的投资款,可能是来自中国银行给联想集团(北京)的专项贷款。
  经有关部门调查,据说借给港商的552.58万美元,既不是中国银行的专项贷款,又不是柳传志的私人存款。不管怎么说,是联想集团(北京)有权借给外商的款项(当然是公款、而且是外汇)!从此,真相封存在联想的文档。迟至1999年后,曾茂朝、柳传志、吕谭平等人,才将部分内情透露给采访他们的记者。在为自己辩解的报道中,柳传志承认了让外商负债持股的基本事实,并提出了令人生疑的"情理"之说。
  柳传志要做到"合情、合理",谈何容易。后来他向外界说明,让外商负债收购技转公司持有的国有股的理由大体如下:
  "港方股份太小不能上市"。
  "为了调动人家的积极性"。
  "我们太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如果不让导远持有那么多股份,导远就会退出合作"。
  "技转公司'让出'的30%股份本来两家应各分得15%,由于联想集团(北京)从中国银行又借了钱,所以联想集团(北京)要了20%,香港导远要10%。这样增资扩股后三家股份分别是:联想集团(北京) 53.3%,导远43.3%,技转公司3.3%。这样联想集团(北京)达到了控股的目的"。
  "导远公司可以采取向香港汇丰银行出售5%的股份换取其贷款,从而也能拥有股份43.3%"。
  "我们与导远公司签有还款协议,他持有43.3%的股份,就要分担43.3%的风险"。
  对于一般人来说,不了解香港联想三家创始人的企业性质和资信,不熟悉香港的上市规则和国内的政策法规,只知道联想集团(北京)通过在香港上市可以募集巨额外资。听了这些理由,会感到这样做是让外商帮我们在香港股市引进投资者的外汇。借给别人一点鱼饵帮自己人钓大鱼,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好事。
  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和当年的集体企业一样,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有谁为此叫真儿呢。
 香港联想上市之谜 
  柳传志等人,身为国企职工,又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不能向国家伸手要股权,更不能挪用公款为私人购买原始股,只能帮外商筹款用"私房钱"的名义购买股份,从而推举外商作为"民营"的代言人。
  吕谭平离开联想后坦言,导远公司和四位港商股东没有资金可投,也没有资信在香港贷款,要增资扩股只能向柳传志借钱。有一份文档证实,联想集团(北京)和导远公司(四位外商)在1992年10月15日签过借款合同,四位港商共借用了43,101,250港币、折合5,525,801.2美元(按7.8汇率计算)。其中吕谭平借16,801,688港币,占总数的38.98%。这份文件于2000年9月12日提交几位全国人大代表。证实了吕谭平等人负债的金额。
  这份文件将借款合同作为唯一的附件,说明早在1992年10月15日,柳传志指派联想集团(北京)的南明公司与导远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承诺借贷给港商552.58万美元,借期二年。借给四位港商的552.58万美元,如何筹集和使用,来自何处、何时支付?至今无人举证说明。能否让负债持股的文档如实曝光,成了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凡是知道联想集团(北京)当年财务状况的人,都知道联想集团(北京)及其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南明",根本没有如此之多的外汇存款或利润。当时在联想集团掌管财务实权的是柳传志的妻子(OA部总经理)。
  自1992年10月15日至香港联想上市,联想集团(北京)财务部门,从未向董事会报送有关552.58万美元拨给香港外商的报表和凭证。香港联想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也未说明港商投资持股的全部资金来源。
  得知"外商"负债持股的内幕消息后,有人怀疑:能有此实力的只能是国家银行。
  柳传志的弟弟柳传民当时在香港中行信贷部工作,香港中国银行在公告的信息中也是支持香港联想发行股票的金融机构。1993年4月中国银行批准给联想集团(北京)专项外汇低息贷款3000万美元,用以"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这个借款虽是一年期,但好借好还、有还就又能借,何时还清只有银行的对帐单能证明。当时除了从这3000万专项外汇贷款中周转出552.58万元外,柳传志不会再有外汇借给外商。如果帐面有外汇,也是联想的贷款或其他"公款"。一份只有少数人签署和知情的会议纪要揭开了借款合同与贷款合同的关系。
  在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主持了北京、香港和深圳三地的联想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北明公司"(北明和南明都是联想集团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再由北明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717.42万给南明增资扩股,将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4300万港币)借给导远(港方私人公司)增资扩股,增资后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1000万港元。
  会议纪要上说明了,1992年10月15日"借款"与1993年4月中行"贷款",这两个合同之间的关系:"为理清股权关系,成立北明公司。由北明公司承接原南明公司内部帐务工作"。显然,这二个合同是相关的,只是要由"北明"来代替"南明"而已。
  其实,这么大的一笔外汇,它的来龙去脉肯定有准确的数额和时间表,从联想集团和银行的对帐单及凭证中,很容易查清。
  决定借款给港商持股的"财务工作会议",是1993年6月28日召开的。两周前联想集团(北京)总裁室召开了更高层的会议,柳传志在会上特别提出,讨论"准备从香港拿出一百万美元"在美国做房地产,叫他的妹妹照管,会上没有什么异议。这次会议还专门有一项议题,是"关于与香港联想关系"。但柳传志在会上只字不提香港联想上市问题,"会议记要"上只有一句话: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但谁也没想到,往香港投资数百万美元的重大行动,会越过他们的监控。
  柳传志不把已经或即将把552.58万美元借给港商增资扩股一事,拿到总裁室会议上来讨论,也是"别有苦衷"。如果他真的把这件事拿到会上讨论,那么其他人可能会提出:为什么不让联想集团(北京)员工负债持股呢?当时联想集团(北京)已内定了"创业分",如果员工们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象港商的导远公司一样持些股是不是可以呢?另外,总裁会议没有不透风的墙,知道上市底细的人多了,如果传到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那边去,他们会不会改变"既不撤股、也不增资"的态度呢?再有,如果有哪个"教条主义者"要抠条款、找依据,这样的事就根本做不成了。
  为了实现国有民营的构想,只能由外商持股充当非国有资产的代表,监控外商的风险和义务便落在决策者的肩上。如果柳总为此坐牢,谁能给他送饭呢?所以柳传志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起重新分配股权的重大责任。无怪乎与柳总深谈往事的刘韧等要大声疾呼:有谁心痛柳总?
  这里顺便说一句,心痛柳总的刘韧已经先行一步,体验违背游戏规则做人做事的回报去了(邓元杰注:刘韧曾经是知名IT记者,因敲诈周鸿祎当啷入狱,从此绝迹江湖);而被他心痛的柳总,也许会不忘其体恤之恩,择日前往作陪,实现同甘共苦的情缘。
 香港联想成为"烫手的山芋"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联想集团(北京)得2.618亿股,港商得2.08亿股,技转公司得0.15亿股。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拿总股本11000万港元被4.848亿股一除,就可算出他们每股的成本价是0.23港元。上市后北京联想股份38.785%,港商30.819%,加上认购股票的散户投资人,香港联想有了相当大的"民营"股份。
  吕谭平是以个人名义在香港联想持股的最大私人股东,又是董事会成员、年薪最高的经理。得志后看不起联想集团(北京)派来的管理人员,为所欲为。除了记得借钱给他持股的柳总外,根本不把国有资产股东委派的代表放在眼里。香港联想股票的上市发行价是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联想集团(北京)员工和其他投资者在市场上买到的股票成本价为2.2元。总之,与四位港商持有的股份相比,联想创业者和员工持有的股票,可谓微不足道。吕谭平成了柳总精心持植的第一位"民营"代言人。
  春风得意的吕谭平,既不出钱、也不承担风险和责任,摇身一变,成了与柳总平起并坐的大股东。1995年倪光南下台后,香港联想基本上由他一人说了算,可惜吕谭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1995年4月,香港联想开始"承包经营",到1997年3月,连续发生巨额亏损(达2.45亿港元)。公司财务已无法周转,只能靠联想集团(北京)紧急筹借国家上亿元贷款渡过难关。和联想集团(北京)股份差不多的"港商",只管自己的酬薪待遇,有利润则分红,有亏损可免责,风险全部由联想集团(北京)承担,责任大部分转嫁给北京来的人,比私营公司的老板还自在,未拿出一分钱来救急。
  柳传志为此公开批评说,吕谭平没有管理大公司的能力。
  1996年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联想集团(北京)销售了自有品牌微机而衰败,海外板卡业务也因连续二年亏损而一蹶不振。一句话,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其当初的嬴利能力,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这时的香港联想曾一度被人称为一个"烫手的山芋"。
  柳总声称身在北京应对倪光南"告状",心在香港股市,对吕谭平从失控到失望。他深知,负债持股的外商,没有财产抵押、没有可靠的担保、没有偿还552.58万美元的能力。当时给外商贷款的借期早满,如果要让外商按市价每股0.30港元转让持有的股票来抵债,外商持股的必要性和真实性必然公之于众!外商的股票将所剩无几,不但发不了大财,而且将基本出局!国有民营的构想,势必成为始作俑者的一场恶梦。
  帮助外商轻松还款,重新为"民营"大计寻找出路,成为柳总新的使命。
 联想集团上市 "京联"整合"港联" 
  幸亏联想福星高照,在柳传志忙于折腾"从国有到民营"时,1994年杨元庆临危受命、领导联想微机部,大刀阔斧地实行了销售、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杨元庆用"完全由代理销售"的新策略取代了柳传志"行业直销和代理分销相结合"的老策略,推行信息化管理,实行ISO9000认证,强调服务,强调新机型开发和软件开发,将销售、开发、生产、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
  在杨元庆的卓越领导下,短短几年,联想微机就登上了亚太第一的宝座。再加上股市大势对国企股有利,联想集团(北京)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这本应该是联想的第二次上市,因为第一次是香港联想1994年在香港上市,已经具备了上市筹集资金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次上市该怎么做呢?摆在联想面前的选择很多,例如:
  一、联想集团(北京)在国内单独上市,从融资额来看,也许这个方案较好。
  二、在海外上市。如在香港买"壳"上市,买一个海外公司的"壳"约需一亿港元,到美国等海外证券市场挂牌也不错。
  三、将香港联想买下作为"壳"。有利条件是,联想集团(北京)只要中止那个早已在1994年度到期的借给港商552.58万美元的合同,讨回本金和利息,港商的2.08亿股中的1.9亿股,就可以按0.23港币的成本价收回了。这样,港商和技转公司都还有0.15亿股,另外还有2亿股左右的公众股,很容易处理。这样做比买别的"壳"便宜,也好操作。但这个方案不利于联想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好不容易形成的"民营",无理想人选替代吕谭平,香港联想又要回到"国有"控股的历史了。
  柳传志摒弃了所有的常规方案,创新性地推出了一个"整合"方案,即不改变香港联想已有的"民营"股份结构,将联想集团(北京)的良性资产和已经被公众认可的无形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一方面,这对于联想集团(北京)也是上市募集外资;另一方面,当时联想集团(北京)如日中天,香港联想已成"烫手的山芋",一旦"整合"成功,实际业务就可以完全依靠北京联想。这个"烫手的山芋"也就再获新生被消化掉了。再说,这样做,国有股不会增加,仍是"民营"色彩接近占半壁江山的合资企业,而"整合"后股价一涨,港商就能轻松还债了。
  1997年,联想集团(北京)"整合"进了香港联想,柳传志力挽狂澜保住了民营股权,终于闯过了将联想从国有转到民营的最具决定性的关隘。
 在整合中清除"叛逆" 
  "整合"中,代表科技人员进入董事会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曾怀疑有人将国有资产增值的好处送给负债持股的外商,要求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虚构的股权结构。
  总工程师倪光南说"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他的呼声没能冲破柳总设置的铜墙铁壁,反而被隔离在"整合"之外。据说,这延误了"整合"的最佳时机,给联想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是继外商负债持股之后,又一次给外商的"干股"输血。输入的是联想集团(北京)的鲜活血液——真金白银的实有资产和举世瞩目的知识产权。香港联想每股股票的含金量、净值和收益,瞬间扩充起来。
  当1996年香港联想股票下跌到0.30港币/股时,似乎已经有人"猜到了"即将到来的"整合"效应,乘机在低价位大量买进香港联想股票,这使他们后来成了知名或隐名的富翁。要知道,香港联想股票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2000年3月6日最高价达每股70港元),增值幅度竟达233倍!当然,能预见到这一牛市行情的先知先觉们,应当包括"整合"的决策者和执行人。他们以此为赌注,投入了旁人所不知的心血,承担了异乎寻常的风险和责任,理应得到丰厚的回报。
  随着香港联想的股价飞涨,"整合"成了光彩夺目的创举。在炒作股票中获利的投资者和投机家们,有能让鬼推磨的钱财,足以把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光环投向联想创业功勋和知识英雄。想揭开负债持股之谜的倪光南,由联想奉为圣贤的科学家,变成告状的专业户。倪光南所告何事、状告何人,只有被告在公开辩解时透露给了记者们。记者的文章又成了给倪光南定性、处罚的证据。幸亏有"言者无罪"的古训和传统,倪光南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只不过是被驱逐到民营"集团"之外。攻击倪光南的作者,则分享着言论自由的稿酬。
  "整合"使多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美梦,又让多少人萌发了炒股发家的联想,已成为消逝在新闻报导和新版联想史的如烟往事。据"贸"字当头的人讲,有一次投机成功、获利百万的经验,就再也不想走"技、工、贸"的回头路了。在反对外商"负债持股"的倪光南被驱除后,联想中止了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和发展程控交换机使计算机与通信融合的进程,联想集团的"总工"一职和许多科技精英也蒸发了。
 "港商"吕谭平还债后成了亿万巨富 
  1997年"整合"后,由于港方负公款债、持私人股在高层内部曝光,已退出香港联想管理层。当时股票市值超过发行价,持续上涨,他们只需卖出一小部分股票就能还清债务。据传,吕谭平被柳传志迫使按1994年的发行价即每股1.33元来抵债。吴礼益不听柳传志的吓唬,在每股2元时还了联想的债。如都照每股1.33元估算,四位港商只需转让0.32亿股就还清了552.58万美元的公债,最后净剩1.76亿私股(2000.3.8.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他们辞去了在香港联想为柳总打工的职务,反而成了名符其实、坐享其成的股东。
  刘韧写的《知识英雄2.0》一书中,如此报导这位港商:"吕谭平离开联想的时候,卖了两、三千万股联想的股票,还柳传志借给他的钱。另外,除了新开的创业投资公司急需用钱外,吕谭平一直没有卖自己手中的联想股票。所以,吕谭平手中一直持有七千万股联想股票,按现在的市值三十五亿港币"。
  书中还写道,吕谭平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二千万元的游艇,真可谓亿万身价。照此推算,其他三位港商或者在吕谭平之上,或者在其下,也该是亿万巨富。总之,柳总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
  吕谭平道出了国有民营的真谛,他说:"我记得柳总有句话 —— 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 —— 我也是绝对服从领导……"。"外商"绝对服从领导,柳总一个人说了算,谁不服从或不绝对服从就驱除集团之外,私营企业的老板也不过如此。
  国企就这样借外商前台持股发号、后台负债听令而民营了。




联想"认股权"相形见拙。当香港联想通过"整合"完成了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后,联想集团(北京)作为"国有民营"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也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和部分股权私有化。
  后来有关方面批准了联想的"认股权"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联想员工可以分联想集团(北京)股份的35%。作为国企,能做到员工持股实为难得。然而分的毕竟是"国有"股,作为国企员工的柳总等人,不管贡献多大,总不如"民营"代言人那样可以随心所欲,何况本应属于"国有"的近一半股份已经通过负债持股转给"民营",没有联想员工的份了。据报道,柳总等持有的股份为:柳传志1026.6万股、曾茂朝408万股、马雪征1907万股,以及购股权分别为:672万股、460万股、400万股(未计入他们持有的神州数码若干股票)。算下来,"国有转民营"的总司令柳总本人也只有1698.6万股,而作为"民营"代言人的四位港商还债后净剩7.04亿股(都按股票一分四后计算),比柳总多40倍!柳总千辛万苦搞"国有转民营",到头来成全了四位港商。
国有转民营谁受益?
  对一个上市公司而言,决策权、监督权、对本企业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分配权,再加上对行政管理、经营业务和财务的控制权,集于某个人一身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对柳传志来说,国有转民营的一大好处是他可以成为"说了算"的绝对权威。比如联想的"认股权"方案,谁拿多少股由柳传志说了算。历史上,联想内部曾给老员工定过一个"创业分",由柳传志确定,从分数最高的柳传志、倪光南起,一直排下来。本来挂名的董事长、前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是没有"创业分"的,柳传志从不把他当成公司的成员,曾茂朝自己也承认对公司从来"不管"。1994年公司要分中关村东小区的一批住房(倪光南在1992年中科院给他重奖时已奖到了一套房,不参加分房),开始时,分房的排序是柳传志、李勤、张祖祥、……,曾茂朝没有分房资格,他的妻子胡锡兰只排到第七名。但1994上半年,柳传志得知倪光南上告后(估计是曾茂朝透露给他的),对曾茂朝变得特别照顾了。他突然决定给曾茂朝分房,而且排到第三名,把原来打算分给张祖祥的一套大房分给了曾茂朝。
  后来曾茂朝也对柳传志投桃报李,他最先向外界披露柳倪之争在于告负债持股,又大力宣传给港商负债持股如何合情、合理。最终,柳传志给这个原来没有"创业分"的董事长,很大的"认股权"。而原来有最高"创业分"的倪光南,却被扫地出门。这样的赏罚分明当然只有在"民营"企业才能做到。
 "开明婆婆"功不可没 
  在联想(1984-1989是计算所公司),曾茂朝也挂名董事长,但直到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去联想的董事、总工为止,十多年里联想董事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曾茂朝的高明不仅在于"不管",而且在于善"走钢丝"。他深知"从国有到民营"充满着风险,因而时时为自己留好退路。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
  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本身不谙法律、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
  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
  后来,曾茂朝又对倪光南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前见了柳谷书先生,问:香港联想上市要不要征求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意见,柳老先生说"不用了"。这使倪光南明白,柳老先生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
  在召开倪光南免职大会(1995年6月30日)的前两天,曾茂朝特地去关照倪光南的爱人,叫她注意:等宣布倪光南免职后,要注意安慰倪光南,让他想开些,不要因此难以摆脱而发生意外。
  此后曾茂朝仍没有和倪光南"划清界限"。倪光南也常去找他,告诉他上告的情况。1995年11月,他们二人都收到了香港联想会计的通知,要他们在南明公司董事的报税表上签名。因为二人从未参加过南明的活动,现在忽然要签字,拿不准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茂朝一向谨慎,就跑到倪光南的办公室来商量。两人认为:柳传志是通过南明借钱给港商的,如果他说这事是南明董事会的决定,那我们就说不清了,我们要证明没有介入南明的事。二人商议定当,就发了一分传真给香港的张祖祥说:我们虽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文件上签了名,但"从未参加过南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从未看阅过南明公司的财务报表",请张祖祥加以确认。张祖祥很爽快,在那个传真上签了名再传回来,拿到了这个证明,曾茂朝才放下心来。因此可以断言,万一"从国有到民营"出了纰漏,曾茂朝也会安然无恙。
  从"信通"、"振中"到"联想",三任董事长让曾茂朝取得了开明婆婆的美誉。
 "儿子管老子",柳传志当上计算所所长 
  柳传志为出名搞了"儿子管老子"接管计算所,还当上了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但却几乎把计算所搞垮。后来,在李国杰院士当所长后计算所才重新振兴起来。可趁着整合,柳传志拿到了计算所80000平米科研用地,办了融科置地房地产公司,原物主计算所已无地再盖楼。
  2001年联想控股的35%由职工持股会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购得。但仅旗下融科置地的土地价值已达数十亿元,第二次"国退民进"其实就是贱卖国有资产。
  现在联想控股旗下有5个企业,其中融科置地已成为主要利润来源。联想以计算所知识产权、商誉等等起家,后来柳传志一直想割断和计算所的"亲子关系",只承认获得计算所20万元创业资本帮助,其他一概不认。可到头来却还靠"老子"的地皮赚钱。
  整合后联想集团互联网(FM365)、IT服务、手机等转型都告失败。2004年联想"小吃大"以15.47亿美元(注:另一说是12.5亿美元)总代价收购历年亏损的IBM PC部门。联想控股持股比例减少到50%以下,民营化又前进了一大步。此后宏碁"大吃小"以7.56亿美元收购Gateway和控股Packard Bell,现已超过联想成为行业老三,与Dell的市场占有率已非常接近,并保持盈利。
  作为对联想集团并购IBM PC 部门的回报,2005年9月21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柳传志颁发"推动美中关系杰出贡献人士"奖
  目前,泛海以显著低于市值的27亿受让国科(中科院)29%股份,至此,联想控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柳传志终于实现了多年来"国退民进"的夙愿。
  2009年3月22日,柳传志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当着刘延东、刘淇等同志的面宣称:"20年前,我走出研究所,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一间20平米大的传达室创办了联想"。
 结束语 
  自联想创立以来,国家投入了多少有形和无形资产?收回了多少税收和利润?有案可稽。联想集团募集的资金、形成的知识产权和创造的实有财产,究竟让谁说了算才能持续发展、逐日壮大?欺世盗名者岂能一世招摇永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鲸吞国有资产者,终将受到应有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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