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星期四

王丹:台湾需要对金门事件提高警惕

 王丹 RFA 202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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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海峡风波不断。2月14日,一艘中国籍无船名快艇驶入金门北碇岛附近限制水域,从事捕捞作业。台湾海巡署出面驱赶,快艇见状逃逸,过程中与海巡署舰艇发生多次碰撞,导致船上四名船员落水,海巡署将四人救起后,其中两人不治身亡。仅一个月后,3月14日,中国籍渔船“闽龙渔61222”在金门东碇岛附近海域沉没,六名船员落水。经两岸合作救援,两人获救,两人遇难,两人失踪。短短一个月内金门海域频繁发生渔船事故,这绝对不是偶然,背后反映出中共台海战略的变化,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首先,这两起渔船事故,充分说明了中共在台海的战略,已调整为以切香肠的方式步步推进,金门渔民不断落海,就是一个下手比较重的切香肠的动作。实质是通过分阶段背弃约定,制造新的既成事实,逼迫对方接受,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共当局对台湾采取的,正是这样的策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金门并不是唯一发生事端的地方。3月14日,就在金门沉船的同一天,另一艘中国籍渔船“闽连渔60911”一名船员在马祖附近限制水域发生落海意外,14日晚间11时左右中方通报连江县政府,马祖海巡队0时30分左右派出三艘船舰协助搜寻。在这之前,3月6日,经台湾海巡署证实,三艘中国渔船非法进入苗栗外海六海里处捕鱼,海巡署随即派出海巡舰驱离,因海象恶劣,出于安全考量将海巡舰撤回,同时通报附近的宜兰舰前往驱离。隔天两艘渔船自行离去,一艘渔船遭宜兰舰驱离。此外,中国出动清淤船在刘五店航道清淤,航经金门限制海域,遭到台湾方面驱离。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共在台海问题上有了新的部署,未来将有新的动作。利用平民打头阵也符合中共一贯的作风。比如辽沈战役时中共就是驱赶普通百姓走在队伍前面,国民党投鼠忌器不敢开枪,然后中共正规军就一拥而上。这次2.14金门渔船事故,获救的两人来自四川和贵州,属于内陆地区,当地人对海洋并不熟悉,竟然会到福建当了渔民,实属少见。总而言之,对于这些挑衅行为,国际社会和台湾朝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应当予以强烈反应。

第二,金门事件中方的目的,在于打破两岸以往形成的默契边界,利用平民只是试探底线,最终是要将事件政治化,借以扩张自己的权力。2月17日,国台办发言人称,厦金海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2月18日,中国海警宣布将在厦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活动。隔天,2月19日下午,一艘金门游轮遭到中方强制登船临检约30分钟。3月14日中国渔船沉没,两岸积极合作搜救,积累善意之际,16日上午四艘中国海警船编队就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停留约1小时。可以想象,如果中共利用此次金门纠纷,实现了海警船在金门海域的常态化执法,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越过海峡中线,逐步蚕食台湾的主权,威胁台湾本岛。所以,海警船很可能成为日后中共武统台湾的特洛伊木马,值得台湾高度警惕。

最后,赖清德当选以来,中共表现极其平静,与蔡英文当选时和佩洛西访台时的反应截然不同,这样的平静表面看是好事,但回顾历史作为对比的话,其实显得十分不正常。从金门的动作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520赖清德就职典礼前,中方很可能会有大动作,现在的一系列海上摩擦,恐怕只是大动作的热身准备,台湾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杜耀明:香港特區迎賓還是趕客?

杜耀明 RFA 20240328

原题:解畫牛頭不搭馬嘴,特區迎賓還是趕客?


香港國安法本地立法之前,兩間跨國會計師樓——德勤(Deloitte)和畢馬威(KPMG),據報道都要求外地人員來港上班時帶備用完即棄的手機,也有跨國律師行限制香港公司的人員使用其國際資料庫,他們的目的顯然是避免員工誤墮法網,成為國家安全的罪人。

經過一個月公開諮詢,立即以一星期完成立法程序,新國安法已成法律。這些國際專業服務機構可否安心放下這些防備措施嗎?恐怕不可以。較一個月前唯一肯定的,只有一點:他們與香港特區官員之間根本是雞同鴨講。

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今時今日當然沒有公開表達,但從西方傳媒的報道和評論,可見一斑。本地國安立法通過後,歐美日澳傳媒的批評不絕於耳,主要從兩方面著眼,一是指立法進一步摧毁香港的自治、法治、權利和基本自由,另一些則聚焦於國際投資者揮不去的疑慮,以至香港營商環境的新風險。

特區當局國安掛帥,對人權喪落的批評嗤之以鼻,這裡暫且不論。但聲言「拼經濟謀發展」,卻無法釋除投資者的營商疑慮,反而顧左右而言他,結果更加深投資者的不安,便不能不深究。

外商首先考慮是新國安法對企業及員工所提高的風險。《金融時報》及《華爾街日報》都指出,外商擔心國安法罪行涉及「國家秘密」及「境外干預」,兩者觀念廣闊,如「國家秘密」包括香港或大陸的經濟、科技、科學發展資料,而外國政府或組織與香港人的交往,也可視作「境外干預」處理,最高刑罰達到10年監禁。

因此,由核數師負責盡職審查,財經分析員評估上市公司風險,到投資者了解商業機會、記者揭露財經黑幕等,都可能接觸官方內部資料或境外提供的消息,而不幸抵觸法律。即使最後沒有告上法庭,新法例授權下,警方可以拘留疑犯十六日,不許會見指定律師,一間商業機構遇上員工因工被捕,不要說公司隨時會受牽連,也不要說被捕者要化險為夷,實在頗費氣力,單是國安執法人員無限期沒收被捕者的手提電話,以作進一步調查,已經對個人及機構造成很大的困擾。

更何況這些憂慮不是無中生有。去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警方突擊搜查外國管理公司,檢走電腦及手機,又有在大陸的美國審計公司多名員工被捕,早令外商心存戒懼。再者,新國安法的內容,由國家安全觀念到具體罪行,由削弱公民自由到警方手握大權,都緊跟中國法律。同時,法案在北京一聲號令下香港快速通過,立法會齊聲支持,連異議的一點聲氣都沒有,更不要說制衡了。他們憂心的不僅是香港的國家安全執法體制與大陸看齊,更在於主政者可以隨時通過法例,改變現狀,商界面對的營商環境,更是身不由己,無法預知。

過去一兩年,香港股市減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經濟復甦亦欠缺推動力,除了移民者眾,不少跨國公司不是遷離香港,調走員工,就是縮減規模。以日資為例,在新加坡投資增加三成,在香港則不升反降,但經濟下行無礙北京進一步收緊香港政策,正如《華盛頓郵報》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國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掛帥,偏重國家安全多於自由開放、經濟繁榮。一個政府不怕經濟搞爛,也要加強國安立法、嚴防民間活動,外商今日無法改變它的決心,誰有信心日後有好日子過嗎?

特區政府的解釋是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乃天經地義,待法案通過之後便全力「拼經濟謀發展」,並強調立法並非針對外商,只有極少數國安破壞者受到打擊,外商不必過慮。其實外商的卑微要求不外是明確罪行的含意,最好盡量收窄觀念,避免誤墮法網,同時希望得到法治的保障,包括政府權力,不論是立法還是執法,都受到有效制衡,以至不論從商以至日常行為,也不論被捕還是沒有被捕,都享有法律權利以確保執法者公平對待每個人。

很不幸,特區官員不是牛頭不搭馬嘴,也是捉錯用神表錯情,因為反對國安法案不等於反對國安立法,日後「拼經濟謀發展」不等於今日不用計較立法內容,而主觀上並非針對外商不等於客觀上不會妨礙正常的商業行為。如此離題萬丈,不管是智商問題還是偏執所致,外商又怎會不明白香港在迎賓還是趕客呢?

顏純鈎:文統武統皆已爛尾,時間不在中共一邊

(作者臉書)

因為美軍將領預言中共將在2027年前具備武力攻打台灣的能力,關於台海戰爭的討論又多起來。海外自媒體王劍先生做了一次疏理,將美日歐等國專家的不同看法整合起來,讓網友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王劍先生不太同意西方國家專家的看法,他認為中共武統台灣的機會窗口已經不存在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最近的兩會上,中共已經不再提兩岸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已經被中共鎮壓香港反送中運動親手斷送了。有國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普天之下再沒有人相信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等屁話都無從說起,和平統一之大話也只能爛尾了。
那麼「祖國統一」就只剩下武統這條路了。美軍將領的理由是中共到2027年前後,就具備足夠的軍事力量渡海作戰。軍事將領們對時局的看法有局限性,他們通常只看軍事力量的規模,而忽視政治經濟科技外交的全局因素。實際上,時間根本不在中共一邊,越是往後,中共越將失去渡海作戰的能力。兩岸此消彼長,中共越來越落在下風。
現代戰爭不是打人多人少,是打錢多錢少。看俄烏戰爭與以哈戰爭,早已不見集團軍漫山遍野的攻防,沒有人山人海衝鋒刺殺這種戲碼,只有單兵的先進裝備,小股部隊行動,配合高科技武器,精準打擊目標,消滅敵方有生力量。
烏克蘭士兵光是使用美歐提供的肩托式導彈,就摧毀多少俄軍的直升機和坦克?不管中共有多少兵力,只要無法摧毀台軍士兵手裡的肩托式導彈,中共的登陸部隊都將葬身在大海中,連灘頭陣地都看不到。
隨著時間遷移,中共的國力正急速滑落,中共國越來越窮,高性能晶片越來越短缺,內部社會越來越亂,軍隊將士越來越無戰意。反過來,台灣的經濟實力﹑軍事裝備﹑社會穩定﹑外交環境,都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更臻於提升。最近英偉達的黃仁勳成了世界焦點,黃仁勳視台灣為下一個高科技熱潮的主陣地,台灣在下一波世界高科技熱潮中將扮演重要角色。
高科技成為台灣的利器,台灣經濟在未來二三十年將有一個巨大飛躍,台灣的國家實力將大長進,政府更從容,民間更和諧,武器裝備更先進。賴蕭配還未上場,蕭美琴已經公開訪問美國與歐盟,台灣的外交空間會有大拓展,更加得道多助。
反過來,隨著時間推移,中共的處境將越來越不妙。經濟已經夠難看了,最近搞的中國發展論壇,習近平要厚著臉皮向外國求乞,東升西降成了世紀笑話,而高科技被扼咽喉,至少在中共垮台前不會改變。
雖然中共在私企中設人民武裝部,又派民兵船四出騷擾,但現代戰爭豈可以靠民兵來打?民兵最多只是吶喊助威而已,人越多越礙事,越死得慘。至於武器裝備,越是往後,高科技晶片越短缺,近年導彈發射屢屢出事,已經露出敗相來了,還要等五年十年,那成什麼世界?
中共對武統台灣,只會越來越力不從心,不會越來膽子越大,自家實力如何,只有自己最清楚。台灣越有錢,越往後越能買更多更先進的武器,越能引進更多外國軍事精英來訓練國軍,越有更充足的軍事儲備來應付長期戰爭。而中共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卻越來越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國體越來越虛,社會越來越不穩,軍隊越來越厭戰。時間根本不在中共一邊,時間越長,中共越不利,武統越無勝望。
統一已經無望,此後中共只有三件事可以做:一是不斷派小股民兵去騷擾對岸,不給台灣人有安生日子過;二是寄希望於國民黨四年後勝選上台,爭取立法院多數,那時國共兩黨苟且,製造更多麻煩。三是在台海挑起磨擦,搞一兩次擦槍走火大事件,借此向美國討價還價,渡海犯台不敢,但有限度的磨擦會破壞海峽航道的安全,對國際社會施壓,從中佔一點便宜。
近日馬英九奉召訪華,是習近平又打算借他的媚笑傳話給台灣了。和統與武統皆已爛尾,寄希望於國民黨要等四年後,但中共總得給自己找一個下台階,否則關刀掉在茅坑裡——聞(文)又聞不得,舞(武)又舞不得,對內對外都不好交代,且看習近平又如何表演。
台灣專心發展經濟與科技,積極拓展外交,潛心準備打仗,如此便可立於不敗之地。台灣有未來,中共沒有,民進黨應該把內政重心放到經營基層,鏟除中共在民間的影響,絕了國民黨親中派執政之路,如此以靜制動,可保百年興旺之局。

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

未普:從韌性體制到脆斷體制,中共統治正發生危險轉換

 未普 RFA 20240327


3月15日,美國之音刊發了一篇北彥評論,「兩會落幕,中共韌性不再,命運全繫個人」。該文在海內外引發關注。

文中提到的一系列政治現狀特別值得關注。如,兩會上一片政治「死寂」,中國政治精英不是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就是抱團躺平;各界人士以前所未有的恐慌關注著中國政治的轉變,不知何時蘇東人民經歷過的轟然倒塌會在中國出現;經濟通縮中痛苦不堪的社會各階層,對前景悲觀,對當下體制不滿,在政治高壓下以各種無聲的方式做出「不」的選擇。而諾大一個「兩會」舞台,只有一個人長袖善舞,他槍斃了除他之外所有同僚也能長袖善舞的機會。這種死寂、呆板、僵化和專橫,和中共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所呈現的生動活潑、解放思想、自我糾錯相比,宛若兩個世界。

文章用「轟然倒塌」、「難以持續」等詞形容可能的脆斷。而作者的這句話更是隱含著中共的未來結局,他說,自2012年以來中共政治體制的最大變化,莫過於一個曾經被譽為「韌性」體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他認為,這遠比「改開」終結或者已經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更能說明中共體制目前的鴕鳥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遠未來的結局。值得玩味的是,作者把問題之源,歸咎於「中共體制目前的鴕鳥政策」,這似乎不是批評習近平,而是批評習近平之外的體制中人?

我贊同作者對中國政局的基本判斷。我的讀後感可小結為幾點:1)中共體制韌性已經消亡,它曾經擁有的靈活和務實即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大規模黨內清洗和社會壓制已經蕩然無存;2)韌性消亡的後果非常嚴重,遠比「改開」路線的終結和市場經濟的終結更令人心悸;3)體制韌性目前已經被或正在被體制僵化所取代,這種僵化來得如此猛烈如此快速如此鋪天蓋地,以至於人們不能不擔心,中共體制再挪一步就是脆斷;4)而習近平正親自操作體制運行的方向和速度,他的所有招數似乎正促使這個體制筆直地向脆斷衝去;5)中國各階層人民也似乎普遍意識到,脆斷或遲或早會發生。

而最最危險的是,習近平一個人親自導演並親自製造了中共體制從韌性向脆斷的轉換。這種轉換會影響所有中共黨員、所有中國人和這個國家的未來政治命運。毋庸置疑,習近平一人獨裁體制,本身就隱含著脆斷的可能,而他對中國是否走向脆斷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曾於2008年提出,中國政治體制那時已經演變成一種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韌性專制」,是一種能夠適應,能夠自我調整,又繼續保持基本專制性質的政權。2023年10月,黎安友教授在《中國民主季刊》與主編王天成對話《發展、韌性和危機:這個政權能持久嗎?》,再談中共體制的韌性。他說,中共「近期、中期仍然有韌性,因為國家力量強,社會力量弱。但習如果出問題,韌性的期限很可能結束」。

顯然,黎安友教授也認為,習近平在終結韌性體制中起關鍵作用。和黎安友教授有些不同的是,我認為,中共體制的韌性現在已經消失殆盡,而僵硬脆斷之性質顯得越來越明顯。雖然習仍在位上,但他已經拋棄江胡時代中共曾經表現出來的某種學習能力和自我適應能力,習拒絕學習,拒絕適應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他生造理論,自定規則,表現出來的死板、僵硬、僵化,固守中共意識形態,和過去的江胡時代截然不同。為了鞏固中共政權,江胡願意調整自己。而習最關心自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他卻不願意調整自己。他以為只靠自己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就能度過中國目前的所有難關。

眼瞅著習帶領整個國家筆直地衝向懸崖,我們除了嘆息,還能做甚麼?

于品海被頒令破產 消息:《香港01》營運暫無影響(附黄世澤直播評論)

 RFA 20240326

于品海多年來一直希望成為傳媒大亨,旗下的《香港01》已成為香港其中一個最具影響力媒體,但同樣被指為替中共進行「大外宣」。  粵語組製圖


自由亚洲電臺記者:董舒悅 - 香港最大網絡新聞媒體《香港01》,母公司南海控股的主席于品海,被建銀國際海外入稟申請破產,高院聆訊後下令于品海破產,兼須付訟費。《香港01》發聲明指,案件只屬于品海個人財務安排,公司運作不受影響。評論認為,事件屬「中國經濟衰退的一個縮影」,又認為于品海會盡力保留《香港01》控制權。

代表于品海的律師表示,早前以附有會計師估值報告的南海控股股份作為保證,以抵銷兩筆債項;又指沒有足夠時間讓于品海作回應,故申請押後聆訊。建銀的代表律師指,去年7月已發出償債書,但對方至今都沒有回覆,認為再押後只是為了拖延時間。

暫委法官唐思佩表示,于品海到最後一刻才申請押後,又未能提供良好理據,最終駁回于品海押後聆訊的申請,兼頒令破產。

于品海旗下最具影響的公司,是現時香港最大網絡新聞媒體《香港01》。據了解,該公司有約500員工,但由於于品海會破產的傳聞,近大半年不時傳出,故近月已不斷有員工或部組主管離職,其中港聞組流失比較多。

《香港01》:案件屬于品海個人財務安排 運作不受影響

至於今次于品海被頒令破產,會否影響《香港01》運作?據了解,破產消息在周二(26日)下午傳出後,公司內部人心徨徨。據知,原本放大假的首席媒體戰略官馮德雄亦在消息傳出後「坐陣」跟進。

《香港01》傍晚在網頁發布報道指,該網記者從公司管理層了解得知,于品海作為《香港01》創辦人,但未有於公司擔任任何職務,案件只牽涉于品海個人財務安排,《香港01》不受影響,公司將繼續如常運作。于品海亦會在徵詢法律意見後再作下一步行動。但相關報道未有解釋于品海會有甚麼行動,更未有披露其持股多少,及會否因破產令而受影響等等。

本台向兩名消息人士查詢,獲知《香港01》「暫時」會營運下去,亦會按原訂日子於本周發薪。至於財務狀況,《香港01》近一兩年已能自負盈虧,不用母公司再「揼水」。消息人士又指,《香港01》並非由于品海直接持有,而是透過一間公司持有,假如執行任何抵債行動,都會先以于品海個人資產執行,例如房產等等。

評論:中國經濟衰退的一個縮影

香港浸會大學前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對本台指出,法庭宣布于品海破產,等於不相信他有還款能力,亦反映他原本經營的業務,不足以支撐現時他作為擔保人的債務,而破產屬於他個人的財務問題,但背後亦反映中國經濟狀況不景。

他說:「這明顯與中國經濟衰退有關,否則他在大陸的生意應該足夠支持香港傳媒的事業,這是一個縮影,中國經濟差影響到于品海本身在香港的事業發展,因為要靠在大陸賺的錢來支撐,我不相信『01』是能賺錢的一個生意,現時大陸沒有血可輸,可能會出現問題,停運或轉手,需要再看情況如何。」

評論:《香港01》股權未來或有影響

杜耀明表示,《香港01》致力社媒市場發展,在香港搶佔高收視、點擊率,亦被指是搶佔、分薄《蘋果日報》讀者,加上大量聘請人手,令外界一度質疑《香港01》的資金是否足以應付龐大的需求。他指出,相信于品海破產短期內對《香港01》沒有直接影響,但未來發展仍有待觀察。

杜耀明說:「最關鍵的問題在,他(于品海)的個人財政困難,加上上市公司本身的困難,會否影響到『01』的股權易主?這似乎是有機會,除非有其他方法補救,于品海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而他熱愛傳媒工作,在傳媒上抱有很大的野心,相信在這方面會盡一切努力保留對《香港01》的控制權。」

于品海曾為23條撰文 早年轉戰中國投資市場

于品海近年多次在《香港 01》的社論親自撰文,最新一篇文章在上周三(20日)發表,題為《23條立法終於完成了》。文中提到,23條現今立法的「快」,是建基於20多年的「慢」。又提到,他2015年籌辦《香港01》,不少新招聘的員工對23條立法非常反感,當員工意識到「盡快完成23條立法」是《香港01》的報道立場,即時反應是質疑這立場必然「趕客」,不過又表示「今天,我們是香港最多讀者的新聞媒體。」

資料顯示,于品海出生香港、祖籍山東,18歲時曾在加拿大求學,90年代返港,先後在《信報》、《財經日報》等傳媒任職,其後又從金庸手中接手《明報》,不僅成為報業集團東主,其後還創辦報紙、創立電視台,當選香港報業公會主席。于品海在中國大陸積極投資,曾創辦武漢有線電視網絡公司,成為當時中國首間外資控股媒體。在1994年,于品海在加拿大的案底及醜聞被揭,電視業務亦出現虧損。他後來轉戰大陸,發展電影、房地產業等,2015年在香港創辦《香港01》。

附:




易富贤: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悖论

 易富贤 RFA 20240327


231004-rfa-sc27-66135bcc8ce2.jpg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该词成为李强总理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灵魂。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项计划,一方面旨在解决老龄化和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内外对于美国主导的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可能阻碍中国增长的担忧。


新质生产力的天花板和螺蛳壳


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对冲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对经济的拖累,这是一种本能反应,日本、德国如此,台湾、韩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日本、德国、台湾、韩国的效果并不好,生产效率并未提高,创新力反而下降,因为人口是经济和创新的主体。

老龄化通过改变人们的体力、激素(睾酮、雌激素、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肾上腺素等)水平、心理(欲望、激情、雄心)和行为来影响生产、消费、创新,从而降低经济活力。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青年比例的下降,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下降。

当然,人口并非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如果“养生”不当,人群的预期寿命只有七十多岁;如果“养生”得当,预期寿命可达八九十岁,但活过百岁的概率仍然很低。比如同样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德国比希腊、葡萄牙做的好,但仍然不能遏止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下行。日本、德国、台湾、韩国在汽车、化工、半导体、造船等产业取得一些创新,但在世界新兴产业的份额依然在不断下降。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一定空间的,在新能源、电动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会取得一些成就,但由于面临老龄化这一天花板,因此不能期望太高。

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面临另一个障碍,就是过分担忧政治安全。它不希望创新削弱党的控制,研究选项和经费分配都由政府牢牢掌控,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受到严格控制。私人企业的创新效率高,国有企业则相反。但中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创新心怀戒备,希望创新由国有企业主导,通过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来实现,金融错配。这种“党主创新”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中国政府除非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转向“全民创新”,才可能在创新上有所突破。


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矛盾


日本、台湾、韩国试图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却破坏了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平衡。

1992年日本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质是人口危机,因为当时日本所有的人口参数都开始比美国差。为了替代消失的“人口红利”,日本政府本能地发展高等教育以开发“人才红利”。日本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1999年的47%、现在的62%。教育的延长既增加了父母的养育成本(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又挤压了年轻人宝贵的婚育时间。日本的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2年的28.4岁、26.0岁推迟到2022年的31.1岁、29.7岁,生育率从1992年的1.50降至2023年的1.20。

但是日本的“人才红利”未能阻止经济的“日薄西山”和制造业的“日暮途穷”。从1994年到2022年,日本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7.9%降至4.2%,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从20.7%降至4.2%,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1.7%降至3.7%。

韩国、台湾在开发“人才红利”上比日本走的更远。台湾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0%提高到2000年的56%(中国大陆2021年水平)、2022年的89%(女性为93%)。从1990年到2022年,台湾的男、女初婚年龄从29.0岁、25.8岁推迟到32.6岁、30.7岁,生育率从1.81降至0.87。台湾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已经开始下降。

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75%,在2007年开始徘徊在100%。从1992年到2023年,韩国的男、女初婚年龄从28.5岁、25.6岁推迟到34.0岁、31.5岁(女性初育年龄超过33岁),生育率从1.76降至0.72。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全球最高,初婚年龄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因此是全球最低,韩国将面临人类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但是韩国却并没有收获到“人才红利”,其四大支柱产业(造船、屏幕、存储芯片、汽车)都已颓势毕露,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2015年的4.2%降至2022年的3.4%,又没有涌现出新的支柱产业,今后的经济前景非常暗淡。

2023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与日本相当。独生子女父母有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愿望,大学有破产的压力,加上政府“人才红利”政策的火上浇油,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步台湾、韩国的后尘继续狂飙,出生数也将暴跌。


新质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矛盾


生产力是指社会成员共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三个方面。

中国政府以为经济下行是生产力出了问题,因此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出了问题:经济上“国进民退”,分配上“强政府、弱家庭”。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国际社会占60-70%。中国如此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导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7%,而国际社会占50-60%。由于内需不足,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出口。

如果中国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却不改善生产关系,那么将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加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性。这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导致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

结论: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面临老龄化这个天花板和“党主创新”这一螺蛳壳,不能抱望太高。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人口雪崩,需要非常慎重。如果不解决“国进民退”和“强政府、弱家庭”这两大生产关系的顽疾,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润”途上的卖房者: “割肉”的决心,以及“连根拔起”的告别与挣扎

撰文 :九天 / 数据:舟雨
歪脑 03/27/2024


 浪花一波接一波, 拍打在王鹏脸上。他坐在船边,双手举着背包,挡在女儿脸前。又扭过头, 深吸一口气,催促身旁的妻子, 摸摸怀里熟睡的孩子, 以确保两岁的女儿真真还有呼吸。

与王鹏同行的,是20多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他们的目的地是对岸的巴拿马,那是通往热带雨林的入口。此刻,快艇在夜色中颠簸,“一定要让全家人活下来”,这成了王鹏唯一的信念。远在万里之遥的成都,他曾经安稳的家——一栋别墅以及那套公寓,完全被他抛掷在了脑后。

这是2023年1月3日。最终,王鹏带着家人成功穿越了热带雨林,辗转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落脚。时隔一年多后,2024年2月,中国农历春节刚过,王鹏坐在洛杉矶罗兰岗高地(Rowland Heights)自己的新家里,向歪脑记者回顾起这一切,颇为感慨。让他颇为自得的,是不仅带领全家来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国度”,而且,在中国如今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他竟成功地“隔空卖房”,脱手了在国内的房子。

“现在真正想要成交,一定要割肉的。不割肉,肯定卖不掉。”王鹏说,他就是“割肉”者。

而70岁的关平也很满意自己在2023年终于卖掉了东北老家的房子。“我这房子,25年前买的时候多少钱,卖的时候还是多少钱。我还挣了三万呢!”她说着,提高了音量。

关平的老家辽宁抚顺,曾经是中央直属的“煤都”,随着自然资源的开采枯竭,如今沦为“五线城市”。关平几年前跟老伴投奔女儿,移居美国。2023年秋天,老两口回了趟国,发现自家小区近一半的房子都空着。他们果断作出决定,把房子卖给了同一小区的一对老夫妇。她解释说自己的房子在当下还能顺利卖出去,是沾了一楼的光。因为如今小区里全是老人。

研究统计,2023年全年,中国重点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创了8年来的历史新低,二手住宅的价格显著下跌,成交量也远低于2021年。可以说,无论是五线萎缩城市还是一线重点城市,全中国的房屋交易市场,都在经历大萧条。而不幸的是,这场危机似乎尚未触底。

2021年,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恒大先后爆出债务危机。挣扎了两年后, 恒大被勒令清盘。外界越来越多的声音怀疑:繁荣了20年的中国房地产经济,大势已去。而与此关联的,是近年来正在兴起的“润”潮。而在这场润潮前后,出走海外的国人,大多数人的房子还留在国内。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不能像关平一样亲自回国处理房产的人,隔着屏幕,也目睹了自己房产的贬值。

卖房、“割肉”、挣扎,这些人与远方房子的关系,因为疫情、润潮,甚至“走线”,而被打上了独特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房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移民,以及勇气与挣扎的故事。


“那时候,不买房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图略】2010年4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房产交易会上,潜在买家在新楼盘高层公寓模型前聆听销售人员的讲解并阅读宣传册。(REUTERS / David Gray)

王鹏今年40岁,老家在山西。他在成都认识了妻子和她的一家,而后定居成都。在过去的十年,王鹏做二手奢侈品的生意,颇有积累。2016年,他用80万人民币在成都买了套高层住宅,孝敬老丈人一家。当时他想,成都人口多,都需要住房,“买房子肯定亏不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买后的一两个月,成都就开始限购,他买的那套高层住宅价格上涨飞快,两三年后,他给老丈人换了个老别墅,把那套高层住宅卖了,扣除零零总总的,算下来,还赚了30万。

王鹏在成都买房的2016年,程阳28岁,生活在上海,算是一名“沪漂”。回想起这一年的中国房市,程阳至今有种强烈的“魔幻感”。当时,她现在的丈夫(当时尚未成婚),研究生毕业后到了杭州做用户体验设计的工作。1月,在全国浩浩荡荡的“房地产去库存”形势之下,加上9月杭州承办G20峰会,杭州房价“暴涨”。相应的房市政策,每隔几个月都有变动。程阳记得,起初,在杭州买房完全不设限,后来,外地家庭限购一套住房。到了2017年年初,限购范围扩大,外地家庭需缴纳两年的社保才能买房。

彼时的中国,“房市”如火如荼,似乎人人都在谈论买房的事情。2016年媒体上的“房市大事记”中,杭州千人抢388套房源的场面,被列为难忘的一幕。二手房市场,也同样“疯狂”。程阳回忆,当时有房东,今天报一个价格,“隔一天就涨了十几万”。每天同事间讨论的,也都是房价。程阳和男友愈发感到急迫感,“不买的话,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带着对婚房的憧憬,和对杭州生活的向往,毕业不久的程阳和男友咬咬牙,用300多万人民币买下了一套“二手房”。双方父母替他们交了100多万的首付,他们自己来还房贷,一个月1万多。三室两厅,精装修,一百多平米,上一个房东只住了1年左右,这对新婚夫妇住得很满意。

没想到,一年多后,程阳的先生拿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他们核计,先到美国这边试试看,但国内的房子绝对不卖,“回去了还要住”。毕竟是自己的家,他们当时“连出租都舍不得”。临出国前,他们用手头的闲钱又买了套30平米的小房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投资,就又买了房子。”程阳解释。

程阳夫妇的决定,背景是当时还在高歌猛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过去二十年多年来, 房地产曾经长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房地产占中国GDP的比重, 从1998年的4.0%飞跃至2020年的7.2%。多年来, 房地产开发商们创造了建筑、绿化、油漆、房屋中介等无数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从变卖土地创造营收,银行从贷款中稳赚,民众从不动产投资中获利,多方力量共同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的神话。在那个"全民买房"的年代, 房子是国人心中,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中国人嘛,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套房产吧。”在电话那头,Robbin也向歪脑记者感叹。1年多前,他在加拿大刚成功卖掉了西安的房子。

2020年,疫情爆发前的一周,Robbin飞到加拿大探亲,他的儿子在新斯科舍省读初中,妻子在陪读。原本只想呆2个月,没想到疫情接踵而至,国内封锁,航班取消。“等待”似乎看不到尽头,他从起初“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到后来渐渐喜欢上这里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淳朴的民情。Robbin在国内做的教培行业,在这时惨遭“灭顶之灾”。几个月后,他决定,索性就办个移民,留在加拿大。

当然,移民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卡——枫叶卡,对英文语言,工作经历等都有要求。人到中年,Robbin的英语在大学毕业后早以扔掉,很难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像大多数中年移民一样,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鼓起“从零开始”的勇气。送过外卖,去酒店兼职整理过房间,直到后来,他找到了份行政助理的工作,这才具备了移民的关键一步。更不易的是,要重拾英语。Robbin在家自学雅思,请加拿大外教练习口语,努力备考,一次又一次,终于“刷”过了5分的要求。

“国内的房子是一定要留着的,”Robbin出国前,在这套130平米的房子里住了五六年。他那时核计,枫叶卡万一被拒,回国总得有个住处。但最终,他还是咬着牙,于2023年秋天,忍痛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如今,他回望自己下决心“入手”这套房子的那一年,是2014年。那之后,西安房价起起伏伏,到2017年,西安房价一度飙升,他的房子也翻倍升值。“可疫情到现在的这两年,变化太大了。”Robbin感叹。


“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房子卖掉呢?


2023年6月2日,一名购房者走过他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购买公寓的小区的建筑工地。 2022去年夏天,一股抵制抵押贷款的浪潮席卷全国,因为资金短缺的开发商难以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完成他们已经提前出售的房屋。(AFP / Hector Retamal)

每一个主动或被动离开中国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心路与现实纠缠,最终促成了他们的“润”之途。王鹏和Robbin也不例外。

生活在成都这样一座休闲的城市,王鹏也曾经享受过自己“感觉满意”的生活。他的老丈人喜欢种菜,别墅的楼顶正合适,前后有花园,住得宽敞。他跟妻子女儿住在另一套高层住宅,是万科的地产,透过29楼的窗户,可享受当地“东湖公园”的美景。可唯独有一点,在中国,王鹏算是一个政治异见者。他常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冒泡,也翻墙上推特,发一些“敏感内容”。

王鹏对于中国的信心开始走下坡路,是从习近平修改宪法、为“终身制”扫平法律障碍开始的。2022年的上海封城,,让他坚定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这年他38岁,原想申请留学出国,让妻儿来陪读,不料签证被拒两次。他还想再试,可突然发现“时间等不及了”——他给流亡的异见艺术家华涌捐款,被警方得到了消息。2022年11月,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成都锦江府河社区警方的电话,请他去配合调查。王鹏说他当时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托人,当晚就开了泰国一家私立医院看病的预约单。第二天,也就是2022年11月8日,夫妻俩抱着不足两岁的女儿,拎着两个行李箱,匆匆离开成都,搭上了去泰国的航班。

刚下飞机,他就体验到久违的“烟火气”。“曼谷人山人海的,全是逛街的人,还有摩托车的喧闹声。”王鹏回忆,而那时,国内大部分城市还在封锁,商铺没什么人气。眼前的图景,让他心里清楚,他和全家将会踏上一条不归路。他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他理想中的自由国度。他决心踏上“走线”之旅。

【图略】王鹏和家人落地泰国。(受访者提供)

这是一条从南美走陆地抵达的偷渡美国之路,俗称“走线”。选择这条路的,多为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近几年, 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面孔。外界认为, 这是中国的普通民众, 经历了严苛的新冠疫情封锁政策,  面对经济衰退和越来越多的政治抑郁,开始“自救”的表现。数据也证明了这股潮流,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 仅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就超过1.9万。而从2013至2022财年,这个数据的总和只有不到1.5万。

据报道,“走线”者多为青年男子,也有女性和携家带口的。相比留学和工作赴美,选择“走线”的多为中国中下层阶级,王鹏算是例外。这一路危险重重,丧命,打劫或被捕屡见不鲜,也花费不菲。王鹏向歪脑记者数算,“走线”这一路,他一家三口花了40万人民币。最大的一笔, 是每人6800美金(约合47600人民币)的“保护费”,当地的“蛇头”会接应护送,躲避移民局和警局,送达墨西哥边境,俗称"大包"。

一路历经艰险,终于,王鹏一家在离开中国三个月多后,抵达了美国。此前,王鹏只想着全家活着到美国,如今,他开始感到异国新生活的负担。他们在加州的住处,是用车库改造的,两室一厅,水电费全包,一个月租金$1700美金(约合11,900人民币)。他英文底子差,为了谋生,只得先去中餐馆打黑工,“杀牛蛙”,每天8.5个小时,老板付他130美金,还没达到加州最低时薪标准,远不能负担一家人的开销。王鹏和妻子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平均每月要从积蓄中拿出1500美金左右,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但他说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与选择。

而对Robbin来说,从最初决定送儿子出国读书,到全家最终落户加拿大,这个心路,其实也并非偶然。

Robbin回忆,自从儿子上初一,他就开始担心孩子的精神焦虑和身体煎熬。孩子考上的是重点初中,每周每月大考小考不断。教育局虽然明令不能排名,但学校都在偷偷排名。老师时不时要找家长谈话, 要重视孩子教育。他和妻子向来主张宽松的教育,让孩子顺其自然发展,但眼下这“内卷”的环境让他们难以接受。偶然的机会,Robbin和从事移民中介的朋友聊天,听到朋友说,现在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出去留学。他抱着试试的态度,结果花了不足两万元人民币,把签证和学校申请都办下来了。地点是中介推荐的——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大西洋边上的一个小省份。那里华人不多,“英文环境好”。

在孩子出来之后,他探亲遭遇了“疫情”,滞留在加拿大,最终“因祸得福”,经历过一番努力,全家于2022年6月得到了枫叶卡。而真正开始北美生活后,他才发现,自己出国前虽然多少有些积蓄,但在异乡要生活,就不能还“放不下”国内的生活。此时,他在国内的房子,曾经温暖舒适的家,已成了拖累。每个月的房贷、物业费,让他觉得负担累累。

“原来在中国觉得两千块钱没多少,现在(国内)一分钱不挣, 每个月再还房贷,就觉得自己好像唐僧肉,任银行宰割的感觉。”Robbin说。面对房市下行,他既生气又无奈,又不敢断贷,怕房子被没收,这才开始考虑卖掉国内的房子。

离开中国时,王鹏来不及处理房子,“自己的财产嘛,自己辛苦挣的,你肯定想要。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子都不重要了,我必须走。”后来,他偶然得知能远程卖房,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公证,委托国内的亲人代理卖房。他立刻开始着手卖房。其中最大的担心还是怕房子被扣押。另外,就如他说的:“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希望,为什么不早点把它卖掉呢?”


“现在的市场,你不想割肉的话,肯定卖不掉”


【图略】2021年10月5日,一名妇女走过北京销售办公室外展示各种待售和出租房产的广告牌。(AP / Andy Wong)

2023年9月的一天,美国西岸时间凌晨1点,王鹏叫醒睡梦中的妻子。他刚从中餐馆下班回来没多久,喊妻子起来,是因为要一起坐在手机屏幕前连线。屏幕那边,是成都某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王鹏手握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并回答公证员的问题。40分钟后,视频结束,王鹏长舒一口气。他没想到视频委托公证这么容易,心中窃喜,自己没受到什么刁难。不过,很快,他的心又悬了上来,如今办好了委托,就要加紧卖房,一天不能耽搁。“晚卖一天,就会增加被扣押的风险。”

“视频公证”无疑是海外卖房者们的福音。对已经身在海外的人来说,如果要处理房产,不用专门跑回国一趟。拜国内前些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各地推出的“便民服务”,还有越来越普遍的网络办公系统所赐,当事人通过和国内的公证处工作人员视频电话,花2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委托国内的亲人或朋友代为处理国内的房产。

Robbin最初听说这个消息,感觉“有点不太相信”。2022年初,他听人说,如果要卖掉国内的房子,需要专门跑一趟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出具证明才可以委托。那时他觉得麻烦,就一拖再拖,过了小半年,眼看着国内房价越来越不景气,他这才有点着急了,就赶紧着手,这才发现,委托公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从2022年到现在,相比新房, 中国二手房市场价格跌幅更为显著,房子越来越不好卖,不管王鹏或者Robbin,他们都深有体会。

王鹏早在国内筹划留学时,就有卖房的打算。他家的别墅属于2009年的老别墅,2019年年末花320万人民币买下的,2022年6月,中介建议挂上去的价格是450万。过了一年半,到2023年11月,他真正着手卖时,中介告诉他,“现在挂的人太多了,没人买。”他自降50万,无人问津。又降到350万,看房的人也很少。他干脆一口气降到一个“令人心动的价格”——320万人民币。

降价后,王鹏又给中介交了些推广费,果然在两个月内就把别墅卖掉了。但扣除贷款中介费等,到手只有190多万,算是亏了一大笔。“现在的市场,真正想要成交的,都是要割肉的,” 王鹏笑笑,“不想割肉,肯定卖不掉。”

Robbin的卖房心路,也是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后的“能卖掉就不错”。从一开始下决心,到最终卖掉房子的六个月间,他至少降了三次价。第一次是2022年春天,他以200万挂牌不久,主动降到了180万。此时,有人愿意以174万接盘,但他寻思,毕竟是第一个客户,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于是坚持要176万,“否则免谈”。“结果就失之交臂,后来再也没人出这个价了。”Robbin悻悻地回忆。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消磨”,他越来越意识到,“晚一天卖只能更亏。”最终,扣除中介推广费, 他的房子于2022年冬天以150万左右成交。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益同不到三十岁,现居北美,从事媒体行业,前不久,他帮妈妈成功地卖掉在东南沿海二线城市的一套高层住宅。益同认为,很多卖家就是不愿松口价格。“不愿主动降价格,就会被动降价。继续拖下去,损失更多。”他说。

2022年年底,中国突然放宽了“防疫管控”。2023年年初, 全国二手房房价有小幅回升,益同的家人们暗喜, 觉得挺过了房地产的严冬,想等经济好转了再卖个好价钱。但当时媒体爆出好几家房地产巨头的财务危机,让益同断定国内的楼市“有更大问题”,得趁着经济短暂复苏的“逃命波”,把房子赶紧出手。

一般来说,卖家的挂盘价多数虚高,留些砍价的余地,也会参考同小区的价位。益同妈妈起步挂到320万人民币,几周下来没什么动静。益同经手妈妈的房子后,“大刀阔斧”降价,先降到了整个区域的最低——308万。“价格有零有整,就会给人一种正式的感觉”,他还把房子一次性开放给片区内的所有中介,让他们自由竞争。三周下来,来看房的明显增多。他甚至想用拍卖的形式,以280万作为低价,由买家来竞价,但考虑到房地产下行的趋势,还是采用了传统“开高讲低”的模式,最终以298万成交。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靠卖房致富的日子好像一去不复返。人们听到的卖房故事中,成功卖掉的是少数,而更多的,是失败者的徘徊和叹息——“如果当时稍微挂低一点,也许早就卖掉了”。人们后悔,没有清晰的判断力和十足的魄力。“市场涨的时候贪婪,市场下跌的时候又比较恐惧。”长期做房屋中介行业的杨菁华在接受歪脑采访时,这样评价卖房者的心态。


“如今我还得贷款,还得还贷,还是房奴”


【图略】2021年12月8日,一名男子走过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在北京的住宅小区。( AFP / Noel Celis)

对准备定居在美国的程阳来说,最终决定狠下心来卖掉国内的房子,还是因为婆婆生重病,需要换肾,这会是一笔上百万人民币的开销。

自从2017年年底来到美国,这对小夫妻就有了新焦虑。程阳先生两年都没抽中工作签证,“随时都有回国的风险”,最后一次终于抽中了,还是担心,“排绿卡也是很漫长的过程”。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在拿到“枫叶卡”或“绿卡”这样的永久居住证前,他们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剑——前途的不确定性。这是心头大患,也是沉重的负担,紧逼着他们,从一开头就做了双重打算——国外的房费不能少,国内的房子也不能丢。

程阳说,决定卖掉国内房子的那段时间,除了担忧婆婆,她还承受着多一重的痛苦。因为正在办理“绿卡”不便回国,她请国内的朋友去清理房子。除了一屋子的家具,她最舍不得的,还是房子里承载的记忆。比如朋友送给她的猫猫石头画,怎么也找不到了。清理房子的那段日子,她“心如刀割”。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以前我连租都不想出租的一个房子啊,”程阳哭着说,“但经历了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跟自己的房子没有什么关系了。” 

2023年春节后,程阳把房子挂到网上已经几个月,不幸的是,婆婆还没来得及换肾,人就过世了。没了医疗费的紧迫感,程阳和先生忙于悼念,无心打理卖房。如今转眼两年了,程阳依稀记得,2022年还有零星看房的,2023年就悄无声息了,中介告诉她,五月份整个片区没有一套房子出售。在失望中,他们一步步看清了事实,决定把房子出租给中介公司,房租每月5500元人民币,中介公司一年只付给他们10个月的房租。这远不能负担他们每个月1万多元的房贷。 

程阳是重度抖音用户,“抖音上全都是唱衰房市的”。眼看着跟中介公司续签的日子就到了,“唉,现在能维持房租就okay了”,程阳叹了口气,“(国内自己的房子)不奢望涨房租了”。而与此同时,他们在美国的房租还在继续上涨。



王鹏在成功卖房后,请国内的几个朋友,在2023年年末和2024年年初,分批把钱打给他。歪脑采访的那些成功卖房“上岸”的人,大多都不愿过谈及如何处理房款。按照中国目前的政策,如果一个人离开中国到海外定居,可以申请一次性的个人财产转移,但需要向中国政府提交大量资料。在严格的监管下,在民间,要把房款这样的大笔资金运出来,最常见的就是“蚂蚁搬家”,也就是请亲友帮忙,把人民币换成外币,陆续转出中国。而中国施行外汇管制, 每年个人仅有5万美金的购汇额度。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也被中国政府严查。


王鹏与家人在美国买下新房。(受访者提供)

卖掉国内的房产后,Robbin在加拿大买了套独栋别墅,有前后院子,但他的家底也因此基本空了。孩子上大学要花钱,他开始寻思着其他的营生。他说没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太大改变,“还得贷款,还得换贷,还是房奴。” 电话那头,他笑着说。虽然生活压力依然不小,但卖掉房子后,他还是觉得轻快了不少。如今的他,比在国内更忙。他换了份照顾特殊儿童的工作,下班后,时不时还去送外卖补贴家用。他还在琢磨着如何做西安凉皮,并试着在朋友圈中推销出去。

在房地产下行的浪潮中, 有媒体报道,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再执着于拥有自己的房子,重回出租屋生活。但对已经居住在美国的程阳来说,却并非如此。“对我来说,可能房子还是真正的家吧。”出生于1980年代的她,认为对自己和她的父辈这一代来说,买房还是件至关重要的事。

很难讲,“安家立业”、“家国天下”的传统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但国人对于买房的热衷,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也跟随着他们, 移植海外。曾经做了二十多年房地产开发的杨菁华,2018年投资移民到了美国,转行做房屋中介。他观察到,这些八零、九零后的留学生成家后,还是“比较喜欢买房”,尤为亲睐“学区房”,大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不过, 如果未来回国,程阳也想找个小地方定居,不在杭州,“鹤岗是个不错的选择” 。她嘿嘿一笑,说看抖音上说只要五万元,鹤岗的一套房子就能搞定。那里虽没有很多工作机会,“但也不会有那么多负担。”有趣的是,当记者问起她,如果重回2016年,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她想了想,回答,“还是会选择买房。唯一不一样的,我会问自己,为什么不更早点买房子?”

2024年初,王鹏陆续收到了朋友们打给他的卖房子的钱,他算了算,有50万美金。现在他悬着的心终于掉下来了。他和妻子转手就在加州的丰塔纳(Fontana)买了一套价值85万美金的房子。因为看着加州渐长的房价,王鹏的妻子心里着急,怕“再不买就没有上车的机会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Robbin, 程阳和益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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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涵榆 :AI時代的人文學科危機?

 


迎接全民瘋AI的時代?

每當黃仁勳、蘇姿丰訪台或出現在媒體報導,總是引起台灣人的關注,黃仁勳頻頻造訪台灣夜市更總是媒體焦點。這兩位具有台灣背景的科技鉅子在全球尖端AI科技產業界崛起,加上台積電在全球晶片市場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在強化台灣作為世界科技島的民族驕傲和想像。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特別是台灣在面對國際局勢和中國對台的侵擾野心的現實,似乎已將台積電為首的資訊科技產業提升到國安層級,甚至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數位部的成立、國科會和各大學教學與研究投入大量的經費、一場又一場的演講和研討會⋯⋯⋯⋯若說台灣已進入全民瘋AI的時代,應該不是脫離現實的誇大之詞。

在這種形勢下,加上台灣長久以來「重理工、輕人文」的社會價值,以及媒體持續唱衰人文科系平均薪資低落或前景堪憂,電機、資工等AI相關的大學科系成為高中生選擇的熱門科系,似乎並不令人意外。

人文學科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一直把自己台大醫學系的身份當作政治紅利提款機,在他充滿歧視的排比裡,文學院系是第六流,藝術學門是不入流,主張裁撤平均薪資低於平均水準的(人文)科系。不知道標榜「理性、科學、務實」柯文哲是根據什麼客觀邏輯或演算法算出不同科系的存在價值。

不可否認,強勢的AI的確激化了人文科系長久以來的危機感,以及面對科技衝擊的焦慮。大學端尷尬癌發作,一方面擔心學生用ChatGPT寫報告和論文,令一方面又一窩蜂迎合AI和資訊科技潮流,推行相關的課程和學位。

台灣大學文學院在這學期就推出三門科技導向的跨領域課程,其中包含「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筆者所服務的台灣師範大學更是大器地宣佈與台積電合作的學位學程,畢業生保證有應徵台積電職缺的「口試機會」。

反思人文學科的「危機敘述」

人文學科真的這麼不堪、這麼脆弱,真的瀕臨存亡危機嗎?需要(被)結合AI和尖端資訊科技的課程,才能免於滅絕嗎?不管是什麼,筆者都必須強調必須避免過於簡化的因果律,更重要的是要透視「人文學科的危機」從何而來,如何被建構或想像。

不管在國內外,各科系畢業生的待遇落差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在美國工程類畢業生年收入約82000美金,人文類約52000。國內的狀況細部的數字也許不完全一樣,大致的傾向是醫學和工程的薪資優於人文和藝術類。

類似這樣的調查設計和統計結果顯示某種社會價值觀,今年各家的學測落點分析多了平均薪資就是最明顯的實證,勢必也會影響學生選擇科系的考量。這樣的趨勢也反映出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和教育觀,一切以效益為指標,大學科系選擇和大學治理也無法倖免,一味追求實用價值,以就業前景為考量。

目前各大學聘任專案約聘和兼任教師越來越普遍,正式職缺可遇不可求,新博士的就業狀況更為嚴峻。政府和大學當局投注在人文藝術科系的經費更是難以和理工科系比擬。

正當政府全力推動雙語國家政策,而外語學習也從幼稚園和小學階段就已極為普遍,高中生選擇外語科系就讀的動機就更為薄弱,使得外語科系不再搶手,經常與其他人文科系面臨招生名額不足的困境,研究所報考人數大幅滑落甚至系所停招也時有所聞。

危機不是理所當然

當我們試圖理解人文學科危機的種種成因,我們就不會也不應把危機自然化,不會也不應該把危機看成不可逆的趨勢。回顧晚近二十多年,人文學科如同自生發(autopoietic)系統,發展出眾聲喧嘩的樣態,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醫療人文(medical humanities)、後人文學(posthumanities),晚近更有致力整合人文思想與醫學理論與技術「神經人文」(neurohuamanities),將演化與分子生物學導入人文地理和生態研究也已有相當豐富的知識產出。

諸如此類的研究趨勢除了展現人文學科回應或抵抗滅絕的生命力(要說是「求生意志」也可以)之外,也顯示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對立區分、人文學科的危機是被建構出來的產物,從而被賦予特定的社會、文化甚至經濟價值。資本主義不就是一部巨型的危機製造器,而且總是擅長讓危機滋生利益?

危機不是理所當然,人文學科的跨領域研究也不是。至少不是為了膚淺地跟上炫奇的時代潮流,也不是像「逛理論」那樣一套換過一套理論。人文學的跨領域研究重點在於研究方法、基本預設和價值的反思、突破與生成,像是不斷長出義肢的變異過程,不斷穿梭於學科的內外界線,自我改造且關懷與介入現實情境。

我們想要建造什麼樣的科技體系?

面對任何一種新的技術物,全然的科技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立場都不可取,因為它們都脫離不了科技決定論,省略了太多需要被提問和思辨的複雜情境。當中至為關鍵的是,我們不應該將任何一種科技簡化為獨立存在的技術物,也不能把它提升到近乎上帝至高無上的地位或所以意義和的終極指標。

應該要問的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想要建造什麼樣的科技體系?AI不只是一種資訊擷取、運算和儲存的技術,它在學習、金融管理、住家、交通、軍事、組織行為,甚至醫療檢查和手術都已有廣泛和突破性的應用。

法國當代哲學家史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提出「器官學」(organology),探討人與科技物的共同演化,這意味著技術不是被動的工具,而是人類演化主動的參與者。

史提格勒談的器官包含三個層次:生物與基因、社會與政治、人造技術。任何一種科技物都實質參與和影響人類的身心運作,也都會被納入社會與政治組織,從而產生特定的實質效應。

從這樣的器官學角度來看待AI或任何科技,就不能只是訴諸運算和控制邏輯,而必須反思這種科技啟動了什麼樣的思考、記憶、情感、慾望甚至想像演化,又會對生產模式、人我關係與互動、乃至於公共治理產生什麼衝擊。

如同我們也需要關注自襁褓階段就與3C產品密不可分的小孩會「演化」成什麼生命樣態。平板電腦又會對視覺和觸覺產生什麼影響,又或是數位化學習科技能否取代實體教學。當再大量的資訊都可以數位化,實體的圖書館還有沒有存在的效益,都不買實體書是不是值得說嘴和稱許的行為⋯⋯

符號資本主義不是免費的午餐

我們想要建造什麼樣的科技體系?機器或科技本身不會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不管有多後人類或賽伯格)要將技術物或科技置放於社會、政治、經濟、美學、道德和情感的生命世界之中去尋求答案。

台北市政府近日喜孜孜地宣佈要結合雲端無人機、人臉辨識系統、太陽能動力的地磁設備,建造「智慧」城市的願景。不知道蔣市府的「智慧」和「情報」有什麼區隔(英文的intelligence的確有這樣的雙重語意),又和中國普遍施行的數位監控或「數位極權」有多大差別,如何避免侵犯隱私和人權的疑慮。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向世人揭示不同的科技啟示論,科幻大師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說和包括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潰雪》(Snow Crash)等電腦叛客小說都展演了人工智能和科技體系發展自成一體、超出人類社會控制的運作。讀者可自行解讀這些科技小說和電影的「預言」是否已經在現實中實現。

我們對於AI科技崛起和盛行的理解不應該脫離當前的符號資本主義(semiocapitalism),其運作法則更為依賴符號與演算法,生產模式、勞動狀態認知與情感模式也更不離符號體系。

這樣的資本主義體系看似更為彈性、更有效率,但並不表示剝削就不存在,也許只是外在壓迫變得更為隱形幽微,變得更由主體自己驅動,自我變成剝削或壓迫的行動者,再加上爆量且迅速跳動的影像和符號,更讓人覺得心力交瘁。這樣的轉變包括韓炳哲(Byung-Chul Han)、布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等當代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裡都談了很多,筆者在此不在贅述。

建造具有人文價值的AI

史提格勒透過他的科技體系論述展望新的社會形式、與科技共生的新方式和新的生命形式,這也是一個理性建構「思考」、「實作」和「生活」三種知識形態的過程。「知識」在這裡是焦點,是讓人安頓身心、療癒性的生命知識,而不是工具性的知識。

如果缺乏這樣的知識,疲憊不堪的主體將被困在虛無、否定的認同之中,只能以暴力方式發洩他們的憤怒和絕望。我們還能繼續覺得抖音世代的問題事不關己嗎?為什麼川普還有再起的機會?而台灣的民主體制是否淺碟化到只剩下選舉?

有關於AI科技霸權,有太多問題還沒有被台灣社會思考和討論,包括什麼是「智能」和「記憶」?認知或心智活動除了運算邏輯之外還有什麼?有多少人還持有那種「人文學科只需要靠背誦」的刻板印象?記憶和智能除了是數位碼在晶片、線路、電流等的人造環境中的裝配之外,如何能或不能脫離有機的身體或身體化(embodied)的環境,包括真實的生長經驗、情感、人我互動、愛、信任、公義等人性價值?

人文學科的學子們不需要也不可能自外於科技的衝擊,也不必抗拒與科技的共同演化,不需要否定科技帶來的便利和趣味。看穿危機敘述的意識形態之外,也許更需要學會不要看不起自己。一個高貴的社會不會事事講求效率、產值或利益,而是會支持一群人整天想和做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用的事,但是事實上他們在耕耘一些精神價值,讓一個社會或文化能走得長遠。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附:



為什麼要大力批判劉慈欣以及三體(附:點評三体黑暗森林世界观……)

 大丁車厘子 Matters 20240326


劉慈欣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恰恰是中國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總以為自己開了上帝視角 - 同意權威,理解權威,支持權威,幻想著自己可以成為權威。這種極權主義思維披著寫實主義的外殼,卻每頁每行都寫滿著吃人無罪。

三體這本小說在華語科幻界的份量無容置疑。根據劉慈欣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在這幾年可謂是百花齊放 - 先有本土三體電視劇,後有Netflix Three Body Problem,更不用說引來集體高潮的流浪地球系列。在這個糟糕的世界裡,劉慈欣的作品彷彿是點破了人性的本質,又或者是迎合了人群對未來想像的一種可能性。


這篇文章的重點在於批判劉慈欣。這是非常主觀的看法,完全跟學院派文學批判扯不上一點關係。我想用一些學院派的語言去幫助我闡述我的憤怒。我不覺得我是第一個提出來類似看法的人。我完全不想掩飾,我非常討厭劉慈欣的為人。我對他作品背後的價值觀有著根深蒂固的厭惡。我並沒有完整的看過三體,話雖如此,跟住他作品的主要脈絡,我已經可以明確的感知到我很討厭這個人。作為一個大傻逼,我在此振臂高呼,我們應該抵制劉慈欣所代表的價值觀。並且我在此呼籲,我們在閱讀作品的時候千萬不要溫柔的走進作者營造出的良夜裡。


開宗明義:劉慈欣是個大傻逼的主要論點是,三體是一部明顯受到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並且細潤無聲散播這種反人類價值觀的大毒草。劉慈欣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恰恰是中國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總以為自己開了上帝視角 - 同意權威,理解權威,支持權威,幻想著自己可以成為權威。從他對新疆的發言可見一斑。這種極權主義思維披著寫實主義的外殼,卻每頁每行都寫滿著吃人無罪。

在此簡單概述一下我知道的三體的故事。在文革的時候,一個叫葉文潔的崇尚理性的知識分子在一個狂熱的年代被歸類為反革命份子,在被多重迫害的情況下,對於人性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與失望。正好她在參與一個研究項目,碰巧跟一個外星文明三體聯繫上了。在絕望的深淵中,葉文潔按下了發出通訊的按鈕,請求三體星人來帶領人類走向一個更美好的文明。若干年後的現代,科學家因為三體人的某些操作下紛紛自殺 - 此時此刻三體星人已經離地球越來越近了。但三體人的目的並 不是純粹的佔領地球,三體人中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些人想跟地球人和平共處。其中一個看法是把地球人全部遷移至澳大利亞。但這無關緊要。後面還有一大堆劇情。三體人快要滅掉了地球人,後來一個更advanced的文明又把三體人滅了。這個宇宙存在著某種需要消滅所有不確定性而達到對自己最優解的法則。消滅不確定性的方法簡單而粗暴,就是滅了你。


好,現在要來說一下這個故事背後折射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但我寫到這裡的時候,發現如果要說明為什麼劉慈欣值得批判,就得說明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problematic,這樣我得寫好幾篇認真的論文。如果你認同馬克思主義的話,請你捏著鼻子看。


回到劉慈欣身上,乍一看劉慈欣描寫文革給人一種他是批判共產主義的幻覺。抽絲剝繭後會發現,劉慈欣反對的是一種反理性的社會氛圍,而這種理性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或者應該這樣說,劉慈欣所批判的是批判在狂熱的氛圍中失去對於理性的崇敬,而從來不是人類對於另外一些人類的迫害,非人化,缺乏同理心,加諸權威。從三體後續的一些發展中可以看見,劉慈欣面臨電車難題他會毫不猶豫的做出他認為最理性的選擇。反映到現實生活中,華人提起文革傷痛的惋惜,至少在社交媒體上我們能看到的討論,大多數都聚集在知識分子,特別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例如老舍,所遭到的非人迫害;又或者是在文革中被燒毀的文物,卷宗,藝術品等等。一些主流的論點會講到,因為文革使得中國文化停滯甚至倒退了,但其中的論述集中在文革期間對知識的全盤否定,而只有零星的人提到在文革中受害的普通人,又或者是悲劇對當事人造成了多麼大的心理損害。就算是哀悼,也只有強者才配被銘記。在講述文革的這段劇情時,劉慈欣關注的重點是葉文潔父母科學家身分背後的理性思維,而非他們的人性。而這正正是problematic的地方。


講回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詞彙,或者說,劉慈欣作品反映出來的是他根深蒂固的對於‘發展’這一個概念的迷信 - 即文明的前進是單一線型的發展;文明有高與低之分,文明應是朝著某一方向進展的。馬克思主義化簡言之,則是人類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由資本主義社會經過一場血腥革命的洗禮後,進入社會主義,再達到共產主義世界。人是朝著一個方向前進的,文明是有最終完美型態的。


在作品裡,三體來到地球對人類進行了一場高等文明對低層文明的教育,促使他們在科學知識社會發展在短時間內達成了飛躍的提升。在這一句句子我們可以隨意的把’三體文明‘換成任何一個殖民主,’人類‘換成任何一個被殖民國家,而句子依然成立:例如’美國企業去亞馬遜叢林幫當地土著大力提升生活水平’。寫出來的我都覺得噁心。我認為劉慈欣寫這段的目的不是為了歌頌殖民主義(而確實劇情裡這段三體人還並沒有殖民地球人),然而,再一次,劉慈欣故事裡隱含的線型的論述是多麼的噁心。


為什麼我會說劉慈欣是個徹頭徹尾的老中,因為他迷信著進步和發展的神話。人類在跟三體的較量或者學習中,始終進行著一場理性的偉大革命。三體的世界是‘科學’主導的,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技術。而人性,道德,感情,則是人類背負的原罪。然而事實上人的生命是由無數個微小的瞬間組成的,這個世界有多重的可能性。而我們的本我並不相同。簡單而言,子非魚 ,子非我,子也非外星人,為什麼,有什麼理由,我與你與他們想像的未來都是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憑什麼,我對未來的想像需要由他人來界定。


文明發展論加上理性之上論是一個極為可怕卻無可避免的組合。‘啊,我們為了讓國家經濟發展只好把你的土地吞併了,不要緊,經過計算後我知道我們會共同富裕的。’‘啊,我們的飛船被擊落了,不要緊,都一樣,經過計算後我知道人類有存續下來就好。’ 這種話是多麼的危險。這種話隱含的意思是 - 小我在大業前無關重要。我們現在過的苦,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接受 - 乍一看這好像很有道理,但很多情況下,我們都是被犧牲的小我。劉慈欣的這一套敘事,跟共產黨的集體主義就算不是異曲同工,不也是殊途同歸。從這個角度看來,劉慈欣對新疆的態度是他堅信的一種哲學的一個表象罷了。


劉慈欣作為一個傻逼老中是不是沒有美學 - 不是的,劉慈欣作品中的形而下表現是非常美麗的。比如說流浪地球裡,藍星拖著一個小尾巴到處流浪,這個畫面是非常具有詩意的。然而我要再三呼籲,讀者一定不要被劉慈欣筆下的奇觀掩住了你們批判的雙眼。劉慈欣的想像力,他那還不錯的形而下表述正正是他能夠細潤無聲的散播他形而上學的關鍵。劉慈欣筆下的奇觀,組成這種美麗的原動力可能是一種極其聳人,卻看似無害的思想。例如說集體主義,例如說人類世。


關於劉慈欣,還有許多可以罵他的點:厭女,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等等等等。


所以說,劉慈欣在中國的成功是必然的。一方面他確實想像力很好,credit一定要給到他。另一方面是他的哲學,無論是內涵還是表達的方式,都完美貼合了中國人在共產主義+儒家思想洗禮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集體主義+慕強/知識心態。這也是為什麼,我一定要大力的批判劉慈欣。因為他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中國本土科幻小說作者,他的作品有著強烈的欺騙性,各位華語的讀者切不可走進劉慈欣的良夜裡。

最後我要鄙視某幾種三體的讀者。一是深深的拜服在劉慈欣哲學的讀者。我願稱之為社達先鋒。二是認為劉慈欣是文化人士必看作品,當代文藝青年們。我認為鄉愿到不能思辨也是一種罪孽。最後一種是我這種讀者,傻逼玩意看書就看書那麼多意見幹嘛。


謝謝觀賞,有緣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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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周其仁:中国未来要迈的四个台阶

 周其仁
(本文是2018年周其仁先生的一次演讲,转载有删节)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四个台阶

我们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李约瑟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

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

美国有一个通向天空的小镇,在沙漠边上。有一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个可以发往火星的发动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这股劲让人佩服,什么氛围可以让一批人在这个半沙漠地带很多年就干一个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种程度这是美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下一步发展,心思要放在创新突围上,要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再说什么叫新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我们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我们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

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

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我们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了,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了。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

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千万别认为过剩产能没市场做了,有的是市场,取决于你怎么看。在我近两年考察过的企业和产品,西贝筱面村、海天酱油、冲浪鱼、刘强东的跑步鸡、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都在传统的市场里寻找新的消费升级的路。在奥斯汀,汉堡王已经有一款用人造肉做的汉堡,非常好吃。

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

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关于创新突围,我有几点感悟。创新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创新的分布极不平衡,也不一定是人口的函数。人口多不一定点子多,它到底落在哪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素凑齐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想法、点子、猜测,然后到发现原理、发明技术、制造成产品,形成产业,要一连串条件凑齐才能成事。原创的想法、支撑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各类投资人、商人等,一个都不能少。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想法不是天才在冥冥当中冒出来的,从希腊开始就是厉害的头脑互相对话出来的,所以关键一个是密度,一个是浓度,离开这两个条件很难。

我们研究了上述所谓创新的集聚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向节”,为什么斯坦福在这件事情上走到前面了?什么是节点呢?当年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能同时跟很多人打交道,同时让很多人信任他,他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共同语言,能跟军方对话。

旧金山当年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太平洋舰队对通讯有非常高的需求,这是硅谷兴起非常重要的力量。他跟很多有艺术感的创新人员能够沟通,跟银行沟通,跟投资人沟通,跟律师沟通,这些是形成创新的集合,凑成创新基地最重要的条件。要经历一场组织创新,然后才可以把原理、人类对自然界好奇驱动的认知变成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源泉。

在已有的里面组合永远有机会,问题是追兵总是多,从原理出发才有原创性的东西产生。我们要对运用新原理产生的创新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有几千家大学,有很多国家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培养的博士、工程人员,数量上在全球都排在前列,问题是下一步的发力。

大湾区是非常有希望的地方。去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这个指数显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是东京、大阪,其次是深圳、香港,再其次是硅谷。这个统计里没有计算专利的级别,仅从专利数量上看,深圳、香港这一带,就是现在讲的大湾区很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从创新上突围,把突围的水平再提高,从底下往上打还要继续,但应该有一些公司、有一些领域从原理出发、从上往下打。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具体要迈的台阶有四个,首先是品质。我们的品质路线要不反省,不光对不起消费者,关键对不起环境,我们工业垃圾太多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成就,但是里面隐含问题,东西坏得快。品质好一点我们的增速就不需要那么高,实际上人民的福利程度也不会低。第二个时间变贵了,要让事情变得更便利,苹果征服人类很大程度就是便利。第三个是消费升级,审时度势跟着走。最后整个供给系统面临变革。

至于大家关心的将来会怎么样,将来的走势不确定,将来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取决于你乐观还是悲观。将来不是观出来的,将来是做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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